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工服務產品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并很好地融入到社會中，用戶可以通過“法狗狗”獲得即時免費的智能法律咨詢服務，也可以通過“東方法信”用懸賞和搶單的方式進行付費律師法律咨詢；可以通過“法率”免費智能生成合同、審核合同，也可以在“法寶網”付費獲取更高質量的起草合同、審核合同服務。通過商業的人工智能法律服務應用，能針對案件具體情況，智能精準推薦律師……市面上存在著250余家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機構，“法律工具”作為商業性法律服務機構五種運營模式之一，提供著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務。如果將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看成是法律服務的1.0版本，那么商業性的法律服務工具就涵蓋了 1.0 的基礎版和 2.0 的升級版法律服務功能。對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合理定位，分析其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下的作用，有利于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更好融入社會，更加貼合用戶需求。
1. 商業AI法律服務產品概述
目前，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在法律服務行業中主要包括法律檢索、起草合同、審查文件、案件預測和咨詢服務這五大模塊。在法律檢索模塊中，法律檢索智能工具憑借巨大的法律數據庫提供案例、法規和合同的檢索。“OpenLaw”“北大法寶”和“聚法案例”等商業應用為需求者提供高效的檢索服務。在起草合同模塊，服務提供者從建設合同庫入手，根據需求提供合同模板或條款，創造了“法律俠客在線”和“合同家”等問答式合同自助組合商業性應用。同時商業平臺還提供專業律師的起草合同服務，進一步提升用戶體驗。在文件審閱模塊，針對文件審閱謂量大，價值低的現狀，智能文件分析和審核應用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審核各類文件，防范法律風險。硅谷的一家電子取證公司 BlackstoneDiscovery 可以以不超過 10 萬美元的代價在幾天之內分析 150萬份法律文件[1]。
在案件預測模塊，智能法律服務提供者利用法院數據庫和算法模型構建判決預測系統，對成千上萬份法院判決進行學習，不斷提高訴訟走向的預測能力。例如，LexMachina公司利用其軟件可以確定哪位法官傾向于支持原告，基于對方律師過去處理的案件來形成相應的訴訟策略，針對某個特定法院形成最有效的法律論證[1]。在咨詢服務模塊，服務平臺通過AI實現自然語言的識別，實現問題理解、分析和回答，為當事人提供法律解答，市面產品主要有“搜狗大律師”和“法狗狗”。
2. 商業AI法律服務產品需求分析
當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雖已建成，但三大平臺實行的實際情況并未達到預期。在以縣（市、區）公共法律服務中心、鄉鎮（街道）的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和一村一法律顧問為載體的“實體”平臺，由于基層法律從業者的素質、精力和投入等局限，在落實上往往不能達到設想的效果；而“熱線”平臺以及以中國法律服務網為載體的“網絡”平臺也分別受限于有限的人工資源和功能開發。面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在落實中的困難，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可以基層法律需求進行現實的補充和升級。
2.1 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實體平臺”資源供給緊張
目前，基層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者負責的工作種類繁多，有限的人力資源疲于應付群眾需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不僅負責群眾來電咨詢、群眾來訪的接待，還要負責法援受理、審核、委托代理、協調溝通、過程監督指導、結案反饋等工作[2]。隨著當代法律援助需求量的急劇增加和法援服務人員的匱乏，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所以如果商業性的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能夠在基層法律服務中充分發揮效能，對于一些法律訴求起到一定的分流作用，那么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工作壓力將極大減輕，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實體”服務質量將可以得到提升。
2.2 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網絡平臺”用戶體驗不足
2.2.1 法律服務待升級
中國法律服務網作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載體，提供著“請律師、辦公證、求法援、找調解、尋鑒定、要仲裁”等功能，用戶可以通過智能法律咨詢、留言咨詢和知識庫查詢三種方式了解法務網沒有涉及案件預測、起草合同、審核合同、律師精準匹配等領域，其公共服務的屬性也使得其不便在網絡平臺上設置付費的升級服務。故從用戶需求的領域上來看，中國法律服務網是1.0基礎版，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是1.0基礎版和2.0升級版的兼容版。當鄉村用戶產生更高的需求時，可以按照個人的需求，尋求具有更多功能的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
2.2.2 問題響應待提速
以法狗狗為代表的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咨詢產品和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中國法律服務網在解決同一簡單法律問題時，其各自服務帶來的用戶體驗是不同的。通過法狗狗的微信公眾號，無需注冊即可通過輸入相關問題獲得層次分明，內容相關的回答，這種方式的回答幾乎是即時的。而通過中國法律服務網，需要實名注冊成為中國法律服務網的用戶，再通過中國法律服務網的智能咨詢模塊，在選擇和填寫了幾十個問卷問題后，才會得到需要的法律意見書。
中國法律服務網中的智能法律咨詢模塊是以“選擇題”遞進問答的形式不斷縮小對用戶問題的識別范圍，這樣的咨詢模式，表面上是技術水平對服務設置的門檻，實際上是把目標群體阻攔在了專業法律詞匯和邏輯思維的“黑匣子”外，不利于用戶便捷簡單的獲得問題答案。雖然其給出的法律意見書十分詳細，但對于簡單的法律問題，這種方式是不必要的。
2.2.3 人工咨詢的答復不連續和及時
在中國法律服務網的人工咨詢服務模塊中，法律服務工作者會在1小時左右的時間內進行回復，若用戶需要繼續追問，則需要重新發起問題，再次等待一定的時間后才能獲得咨詢解答。而以“110法律咨詢服務網”“丁丁律師”“法幫幫”等為代表的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往往是通過一問一答的形式，及時連續的給出回復。相比之下，中國法律服務網的用戶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這無疑是對用戶體驗有損害的。
綜上，若能通過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對中國法律服務網的短板進行彌補，對用戶獲得專業全面的法律服務將十分有利。同時，資本介入的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將發展更為成熟的智能化應用技術如語音技術、視聽技術、柜臺技術等，這些都可以借鑒到公共法律服務項目中，促進“網絡”平臺的完善和發展，從而更好的滿足民眾的法律需求，達到雙贏的效果。
3. 商業AI法律服務產品的增補效能
當今的基層法律援助制度正亟待一場革新和新元素的注入。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三大平臺所提供的服務與商業性質的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在部分功能上有重疊，但卻各有千秋。新建成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需要在落地鄉村中依靠一個助力工具，對于其中的法律援助服務而言，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這樣的協調配合和補充是一種對傳統糾紛解決機制和法律服務的創新。在商業性人工智能應用的配合下，基層可以以更高效、更廉價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務，提高正義和法律服務的可得性。
3.1 擴寬法律服務應用領域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法治的推進，基層群眾所遇到的法律問題與日俱增，廣大群眾迫切需要法律的指導、幫助，可預見的是法律服務市場前景將十分廣闊。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借助于強大的大數據、云計算功能和智能科技，在未來將會不斷的拓展服務應用領域，小到家庭婚姻糾紛、民事財產糾紛、侵權糾紛，大到勞資關系、生產經營、土地承包、開發、流轉乃至申領許可證、工商登記等多種形式的非訴訟法律事務，必將向著多樣化、市場化的方向發展。例如當下亟待解決的農村法律服務問題，我們可以寄希望于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不斷在其傳統的法律服務項目外拓展新的法律服務領域，在家庭、婚姻、遺產、繼承、收養等傳統法律服務的基礎上，圍繞農業訂單、外出務工農民、股份制農業、農村土地流轉、農村小城鎮建設、農業投資等提供法律咨詢、提出法律建議、協助草擬合同、審查訂單合同等的法律服務[3]，從而為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提供更為廣闊的業務領域和服務空間。
3.2 提高法律服務獲取的便捷性
相對于傳統的實體法律服務，商業性人工智能服務產品的一個巨大優勢就是其擁有在線的智能法律服務或者一對一智能精準匹配專業律師在線進行法律服務。對于一些簡單的法律述求和法律問題，用戶通過手機等互聯網設備，足不出戶就可以線上獲得及時的人工智能法律幫助。例如，可以通過智能咨詢領域的“法狗狗”微信公眾號，簡單輸入法律問題后就可以獲得詳細即時法律回答，省去用戶為了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求助于實體法律服務的奔波。對于復雜的法律述求，通過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根據案件特點的精準匹配，用戶就可以在線上獲得專業律師的幫助，及時地了解到應對措施和后續解決方法。同時也為用戶和律師之間的后續聯系之間搭建了橋梁。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為獲取法律服務提供了便捷省力的途徑，這是傳統法律服務所不及的。
3.3 增加法律服務深度功能
商業性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具有的法律檢索、起草合同、文件審閱、案件預測和咨詢服務五大項服務功能，對應市面上數百款服務平臺，用戶可以按需使用不同功能的服務平臺。突破現今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中“網絡”平臺的功能服務缺口，發揮商業性的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的多功能效用。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更加專業，更加全面的法律服務。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還在發展中，未來人工智能法律服務產品還將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再有所拓展，為用戶帶去更優質的服務。
3.4 營造基層良好法治環境
商業人工智能的社會價值層面主要是從法治的關鍵要素之一--“法律為公眾知曉”體現。法律必須“公布”并使民眾知曉、了解、認同乃至實踐，這是一個從道德情感的趨從到理性思維的構建的過程，也是基層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商業化人工智能憑借其優越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融入基層民眾的生活環境當中，從傳統普法到多模態推送，從“手邊”答疑到舊觀念改造；憑借大數據支撐的知識積累，能夠有的放矢貼合民眾法治思維的形成軌跡。
商業化人工智能法律應用在“公布”法律并使群眾知曉的功能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優越性。法律服務通過人機交互的模式，不僅能提高群眾知法的頻率，也能提高群眾用法的效率；不僅能提升群眾懂法的概率，也能提升群眾守法的幾率，在對自身說，商業智能應用的使用過程是使用者不斷探知立法學意志的過程。讓守法者知立法之意，對“曉之于民眾”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現如今，律師的這一幫助人們知曉自身處境的功能，在逐步被商業人工智能替代，且正如前文所示，這一替代因其低廉的成本和高質量的服務具有革命性的潛力。
4. 結語
商業性人工智能正在以更高效、更便捷、更高質量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務，提高正義和法律服務的可得性，將其應用在基層具有重大意義。其對于現有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不足和弊端可以起到補充甚至優化升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鞏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成果和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