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導言
法學教育是國家法治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擔負著為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適應需要的高素質法律人才資源的歷史使命。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1997年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以后，中國法學教育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據統計，截止2010年 底，我國有法學專業（本、專科）的普通高等學校共954個，法學在校生46.35萬人[1].
我國的法律專業圖書館建設，是隨著高校法學教育和科研機構的不斷發展而進行的。80年代中期，5大政法院校圖書館（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華東政法大學圖書館、西北政法大學圖書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是國內最重要的高校法律圖書館。90年代后期，隨著法學教育的發展，我國高校法律專業圖書館的數量和規模都有了大幅度的發展。5大政法院校圖書館、綜合性大學圖書館中的法學分館或法學院系自建的法律圖書館，構成高校法律圖書館的主體。據統計，全國約有200多所法學院系設立有專門的法律圖書館或法律資料中心[2].
高校法律圖書館承載著法律專業學術圖書館的功能，它們為高校法學院系的法律教育、學習和研究活動提供法律信息資源保障和服務，并肩負著法學學生的法律信息素質教育的功能，在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事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發展和法學教育與國際接軌，法律圖書館以及法律文獻信息館藏資源建設日益受到重視。作為專業型圖書館，其館藏資源是否能夠得到科學合理的發展，是否能夠有效滿足法學教育和研究活動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館藏資源發展政策是否科學、合理。
本文選取美國知名大學法律專業圖書館的實例，分析解讀其館藏發展政策；通過對國內高校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制定情況的調查，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在此研究基礎上，為國內高校法律專業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議和策略。
2、美國大學法律專業圖書館館藏政策制定狀況
館藏發展政策，是一個圖書館以書面形式系統地確定本館文獻資源的長期發展策略以及具體實施規范的綱領性文件[3].它不但作為當前圖書館各項館藏資源發展業務的指導方針和執行依據，還為未來的館藏發展規劃提供指導，同時也是圖書館對外宣示本館使命和聲明館藏范圍，以及圖書館之間開展資源共享活動的指南。
美國圖書館界歷來重視館藏發展政策的理論研究和實際制定工作。197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頒布了《館藏發展政策規范指南》（GuidelinesfortheFormation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20世紀80年 代 以 后，館藏發展政策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研究領域不斷拓寬。199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頒布了《館藏發展政策規范指南》的第二版，該文件的名稱也變更為 《館藏發展政策編制指南 》（Guidelinesfor Written Collection DevelopmentStatements）。文件名稱的變化反映出80至90年代這一時期，美國的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進入編制實踐的高峰期。
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均制定有館藏發展政策，大多數采納美國圖書館協會頒布的《館藏發展政策規范指南》作為依據，結合本館情況，制定適合自身發展的館藏政策，法律專業圖書館也不例外。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法學院，也擁有一流的學術型法律圖書館。這些法律圖書館的館藏政策具有較高的使用價值，在其各個法學院圖書館的發展歷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鑒作用。
本文選取了美國三所大學的法學院圖書館：哈佛大學法學院圖書館、耶魯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美國大學法律圖書館有著與法學院同步發展的歷史和傳統。如哈佛法學院早在1817年成立時，就擁有了比較完備的法律圖書館，后來該館以哈佛法學院第一任院長郎代爾教授的名字命名，目前是全美最大的法律專業圖書館。耶魯法學院圖書館全名為利廉·戈德曼法律圖書館，是為紀念1999年捐資翻新和擴建圖書館的利廉·戈德曼先生而命名的。喬治城大學法律圖書館于1880 年建成，目前在美國的法律圖書館中排名第5位。
這三所圖書館均在各自的主頁中，以較顯著位置或欄目公布其館藏發展政策全文。在哈佛法學院圖書館館情介紹板塊中，第一項即為“館藏發展政策”,其后才是“本館歷史介紹”,這反映了其對館藏發展政策的價值和意義的認可與重視。哈佛法學院圖書館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圖書館還向公眾提供其館藏發展政策的下載鏈接。耶魯法學院圖書館則以逐項列明的方式在網頁上展示其館藏政策。
2.1 三所法律專業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內容比較分析
2.1.1 哈佛法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在結構上比較簡潔，包含前言、格式收藏標準的一般原則和各項細則、特殊類型資料的收藏標準、依照學科和專題領域的收藏政策和標準、歷史和特藏收藏政策等5個部分。此外，還有哈佛法學院為各類法律文獻制定的“館藏級別標準”等，作為該政策的附加政策。例如關于“外國法”的收藏，館藏政策中寫明“本館依照哈佛法學院圖書館外國司法體系文獻收藏級別中的標準，進行有關外國司法體系資料的收藏。專著和二次法律文獻的收藏也同樣適用這些標準。”依照學科和專題領域的收藏政策和標準，是哈佛法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核心，涉及美國法、外國法、國際法、哈佛法學院特色研究領域的法律文獻資源的收藏標準、收藏范圍、收藏級別、版本語種、不予采選的范圍和類型等。
如有關中東和伊斯蘭法的特色研究館藏中，“主要側重于收藏兩大范圍內的資料：經典伊斯蘭法和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國家的法律體系相關資料，當地語言版本和西方語言版本的都收集。如果可能，則優先選擇紙質版本，以縮微膠片和數字格式版作為補充。”“收藏從公元7世紀至當代的伊斯蘭法律資料，包括伊斯蘭法、伊斯蘭法的各種來源（如圣訓集等等），以及關于伊斯蘭法的各種學術研究作品。特別關注伊斯蘭財政、與商業和醫學有關的道德規范領域的資料。這些收藏主要都是阿拉伯語版。
”如有關東亞法律的研究館藏中，“主要是指獲取中國的法律資料（包括香港、澳門、臺灣），以及日本、韓國的法律資料。對中國和日本的文獻收藏都盡可能圍繞純粹的法律主題。對韓國法文獻資料則是廣泛收集。所有東亞法律的館藏都是以其本國語和西方語言版本收藏。優先選擇紙質版本，如有必要以數字資源作為補充。在東亞法律的采訪決策上，本館與哈佛大學的馮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圖書館保持密切合作[4].”
2.1.2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包含前言、館藏理論、館藏 一般原則、收藏政策、附錄等5個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這份館藏政策的附錄，除了包括一份保留策略 （RetentionState-ment）和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主要的科研領域（GeorgetownLaw MajorAreasofStudy）之 外，還包括一份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BarAssociation,ABA）最新的館藏標準（ABAStandardsforCollec-tions）和 ABA 館藏建議（ProposedABAStandardsforCollections）【5】。
該館藏發展政策中，關于“國際法”的館藏政策細則值得介紹[6].它對所收藏的聯合國等11個機構的文獻收集范圍和館藏級別做了詳細具體的說明：（1）聯合國的文獻，收集所有出版文獻縮微版，館藏等級5.（2）國際法院的文獻，收集所有縮微膠片版和已出版文獻復本，館藏等級5.（3）歐盟的文獻，收集以各種不同的格式出版的所有官方文件，包括社區法律、對外關系、經濟政策等方面的文件，館藏等級4.（4）歐洲理事會的文獻，收集精選的有關法律文件，館藏等級4.（5）美洲國家組織的文獻，收集精選的與法律相關的出版物，館藏等級3.（6）美洲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文獻，收集與法律相關的、精選的出版物，館藏等級3.（7）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文獻，依照學科政策有選擇地收集相關法律出版物，館藏等級3.（8）國家勞動組織的文獻，依照學科政策有選擇地收集相關法律出版物，館藏等級3.（9）世界貿易組織的文獻，收集所有出版物，館藏等級5.（10）條約，收集與美國有關的，其中國際條約和協議至少1 個復本，館藏等級5;非美國條約和國際協議，根據主題和語言收集相關資源，館藏等級4.（11）論文，收集所有英語實質性論文，館藏等級5;英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論文有選擇地收集，館藏等級4.其內容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對減少工作人員的盲目性和主觀隨意性起到有效作用。
2.1.3 耶魯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包含63項具體條目，按照資料類別、學科和專題領域，在收藏范圍、發展政策以及未來趨勢等方面分別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該政策體現了耶魯法學院的理論研究定位是傳承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間跨學科的研究傳統。另外，該政策明確表示耶魯法學院圖書館獲取資料的形式將逐漸轉變為獲得許可的電子資源，而不再是印刷版資源。
例如，耶魯法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中關于“美國法律資料”的收集，充分利用了印刷本和電子數據庫來擴大其館藏資源，這包括：（1）美國政府寄存文件。（2）美國法律匯編：收藏《國會法案及決議案匯編》、《美國法制會議與行政新聞報道》，收藏康涅狄格州和紐約州的州法律匯編，以及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推進相關材料。（3）美國聯邦法典：收藏《美國聯邦法典》、《美國聯邦法典注釋》、《美國聯邦法典服務》。（4）美國聯邦立法資料：全部依靠“國會大全數據庫”（CongressionalUniverse）、“LexisNexis立法聽證會電子數據庫”（LexisNexisHearingsDigitalCollection）等電子資源。（5）美國市政法規和條例：除紐黑文和紐約市政法規和條例外，全部依靠Westlaw、Lexis數據庫和網絡資源。（6）美國行政法資料：收藏《美國聯邦法規》的印刷本，聯邦行政機構的“行政裁決”官方合訂本，對于《聯邦公報》（Fed-eralRegister）以及其他州的法規和行政裁決，全部依靠數據庫和網絡資源。（7）美國司法資料：收藏印刷本聯邦起訴匯編（FederalClaimsReporter）、聯邦匯編（僅有活頁版本）、聯邦訴訟程序判決、最高法院判例匯編、美國判例匯編等。（8）美國各州實務資料：各州法律百科全書、匯編全部依靠 Westlaw、Lexis以及 HeinOnline等數據庫，只保留小部分印刷本；收藏康涅狄格州法律相關的專著，至于其他各州的專著，全部依靠 Westlaw 和 Lexis數據庫[7].
通過對3部館藏發展政策的分析，可將其共同涉及到的主要內容分為下列6個方面（見表1）。其中，本館介紹、館藏資源概述、收藏政策是館藏發展政策的重要項目，都包括了多個方面的內容。
2.2 對美國法律專業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評價
以上3所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因各自情況、特點的不同，在政策體例、具體內容、側重點上也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差異不大，在以下幾方面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1）館藏發展政策開篇，都提出法律圖書館的首要任務、使命和目標，反映出明確的定位、價值和信念。哈佛法學院院長郎代爾教授曾有言曰，法律是一門科學，圖書館是實驗室。為法學院師生、乃至全世界范圍的法律學術共同體提供全方位的資訊服務是美國法學院圖書館的使命。在耶魯法學院圖書館的主頁上，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表 述：“法學院圖書館的主要使 命 是，通過整合一切紙質和電子資源，為21世紀的法學研究提供支持。不管資料和信息位于何處，通過我們的圖書館，都可以獲得，從而為學者們提供了最富競爭力的后臺保障。”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都是圍繞圖書館的使命，制定戰略總目標，通過促進法律信息資源的發現、獲取、保護、傳播和利用等手段，滿足社會需求。
（2）館藏發展政策是動態的有機體，隨信息需求、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館藏發展政策的制訂與實施都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今天理想的館藏結構在未來不一定理想，因而必須定期調整館藏發展政策，以適應圖書館的動態發展。美國大學法學院圖書館會對其館藏發展政策進行定期修訂，不斷納入新的要素，更新和充實原有的內容，并及時將最新版本的政策發布在法學院圖書館主頁上。目前哈佛法學院圖書館現行的館藏發展政策是2011年12月22日修訂版，與上一版（2010年2月17日版）在內容上有了一些變化。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圖書館現行館藏發展政策是2012年8月份的最新修訂版。
（3）館藏發展政策的公開性。事實上，不僅法律圖書館，美國幾乎所有制定了館藏發展政策的圖書館都會在官方網站上公布其文本，新修訂的文本也在第一時間發布以替代舊版。館藏發展政策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其公開性使得更多的用戶可以及時了解到圖書館館藏資源的發展方向。
（4）館藏發展政策都體現出圖書館文獻資源收集、保存的基本策略與原則，具有一定的宏觀指導性，而不是對采訪工作流程及相應具體業務細則的規定。
（5）館藏發展政策反映出各個館的館藏優勢、館藏資源范圍和特色館藏情況。用戶可以通過館藏發展政策直觀了解該館館藏情況和特點，甚至可以從各項收藏標準中判斷其館藏質量的優劣，了解其所在機構重要學科的概況及文獻資源的支持程度。
（6）美國各大學法學院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通常都是由一個專門成立的組織、團隊或委員會來進行，其成員結構比較多元化（含館員、讀者、學者等），具有專業性和代表性，用戶的需求能夠得到清楚的反映。這些專業的組成人員能夠把握出版模式和學術研究熱點，知曉學科重點領域和趨勢，了解學校教學和科研情況的基礎，因而發展政策具有的一定的權威性。
（7）館藏發展政策都體現出時代性。如針對印刷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化的趨勢，對數字資源的采訪有所側重。例如哈佛法學院圖書館提出在存檔技術和法律政策允許的情況下，要采訪原生數字資源和網絡資源。
（8）3所圖書館為履行自身的歷史使命，均在館藏發展政策中提到與其他機構發展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如哈佛法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哈佛法學院圖書館與哈佛其他的研究型圖書館、其他的法學院圖書館以及各研究機構合 作，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致力于持續存取和長期保存法律資源。為了該目標，本館參加了數個地區性和全國性的組織，這些組織致力于確保法律資源的持續獲取”.可以說，館藏發展政策是這些圖書館之間開展資源共建共享活動的指南。
3、 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理論與實踐狀況
3.1 我國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研究與實踐狀況概述
近些年，隨著國家對圖書館事業的重視，我國圖書館界對館藏建設的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視程度也逐漸提高，以館藏發展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成果開始增多。如肖希明、袁琳所著的《中國圖書館藏書發展政策研究》、戴龍基主編的《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研究》、高紅等主編的《世界各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精要》等。法律圖書館界關于法律館藏資源發展政策的討論和研究較少，許多研究雖圍繞著法學文獻資源建設進行，但多數都局限于館藏發展的某些方面，沒有真正從館藏發展政策角度進行專門的研究。縱觀我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研究工作，與 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
與理論研究相比，館藏發展政策的規范制訂和編制實踐就顯得更為薄弱。2007年，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圖工委”）文獻資源建設工作組組織編寫了《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編制指南》，并出版 了《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研究》一書（戴龍基主編）。該指南的制定目的是供各高等學校圖書館的管理人員、編 制 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和學校其他相關人員使用，為編制科學、規范和實用的文獻資源發展政策提供指導。這是我國圖書館界第一部正式成文的文獻資源發展政策文件和規范指南[8].然而實踐中，接納并且依據“圖工委”編制指南制定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圖書館屈指可數。在我國高校各校級圖書館的主頁上基本找不到系統的館藏發展政策，通常作為分館級別或院系自建館（資料室）而存在的法律專業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情況更可想而知。
為了掌握國內高校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實踐狀況，筆者對全國21所 高 校（屬“985工程”或“211工程”學校）的法律圖書館進行了調查。這 些圖書館在一個定程度上代表了當今國內高校法律專業圖書館的建設水平及服務水平。令人遺憾的是，調查發現沒有任何一所高校法律圖書館在本機構網頁中公布館藏發展政策。雖然不能由此斷言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沒有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但至少說明對館藏發展政策不夠重視。在實際中也很難找出一所法律圖書館制訂了館藏發展政策的成熟樣例。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對外宣傳的著眼點，大多仍集中在館藏資源數量、圖書館規模等方面，沒有形成包含著本館目標因素、價值判斷、原則指南和業務標準在內的系統化的館藏發展政策表達體系。
3.2 存在問題和原因
在1997年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以后，中國法學教育迎來快速發展時期。法學院系數量不斷增加，法學院建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規模不斷擴大，包括對法律信息資源保障的投入，也在逐步加大。高校法律專業圖書館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從資源到人員，從管理到服務，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成績。信息技術的發展，給法學教育各個環節的交流與合作構筑了更加便利的平臺，法律文獻資源共享逐步從理想變為現實，越來越多的數字型、網絡型文獻信息資源豐富著法律圖書館的館藏內容。這樣的形勢給高校法律圖書館提供了發展契機。
但同時，由于普遍沒有科學合理的館藏發展政策，高校法律圖書館的館藏建設缺乏科學引導和規范指南，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法科學生招生規模的膨脹導致生均圖書保障率大幅下滑；片面追求藏書規模而導致館藏量非理性增長，館藏質量下降，館藏結構扭曲；有限的經費，以及經費的非理性投入使得某些法律圖書館館藏的發展不可持續；法律圖書館之間的資源共建共享開展程度不足等。
分析國內高校法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缺失和不足，下列幾個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視：
（1）認識上的不足。館藏發展政策的制定，早已成為美國各類型圖書館館長任內的一項基本工作，繼任館長首先要查看的也是該館的館藏發展政策，代代執行并根據形勢不斷修訂。而中國多數圖書館普遍對館藏政策涵義、內容、作用和意義缺乏認識，或將其簡單等同于館藏管理、文獻采購等具體藏書工作。
（2）對專業圖書館館藏發展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在美國，美國律師協會負責對美國法學院的成立制定審查和批準程序，即 ABA 法學院認證標準和解釋（StandardsforApprovalofLaw SchoolsandInterpretations），法學院必須符合這些標準，具體包括設施條件、教師與學生的比例、法律圖書館的藏書、課程設置要求等。該標準的第六章“圖書館和信息資源”,對法學院圖書館的基本原則、管理、館長、人員、服務、藏書等項都做了專門的規定[9].我國對高校法學院的設立條件缺乏此類認證標準和規范要求，法律圖書館的館藏資源發展缺乏清晰的衡量和評價標準。實踐中，圖書館內的藏書發展工作被認為是幕后工作，可見度不高，其功能發揮也易為人們所忽視[10]各高校法學院也較少設立法律文獻資源發展部門或委員會之類的組織，館藏發展政策無從產生，因而在館藏發展實際過程中，個人化的影響相對較大。
（3）理論研究的不足。理論研究工作能夠促進實踐發展。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在體制上多隸屬于法學院系，館員編制普遍不足，館內事務性工作任務繁多量大，人員精力、研究力量相對薄弱，許多館員學術研究能力和研究熱情也不足，這些因素制約著相關領域研究工作的開展，對于專業館藏發展政策的研究則更為缺乏。
（4）編制法律圖書館館藏政策的復雜性。館 藏發展政策是一個綜合、系統的政策體系，涉及內容廣泛，編制工作具有多維性與復雜性，對人員素質的要求較高，例如需要有圖書館學情報學知識和法學知識，對本校法學學科領域、研究熱點、研究趨勢等的了解，評價法學專業文獻資源的能力等等。這項工作的復雜程度、難度和耗時耗力，使得多數法律圖書館望而卻步。
（5）缺乏可行的、權威的專業編制指南。盡管目前圖書館界對館藏發展政策日益重視，“圖 工 委”于2007年組織編寫了《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文獻資源考意義。但是就法律專業 圖書館而言，當前缺乏一份可依據的、權威的法律專業館藏發展政策的編制規范或指南。法律文獻信息資源有自身的特點，其建設工作也有自身的規律，需要結合法律教育和各法學學科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編制指南。
4、思考和建議：如何促進高校法律圖書館制定館藏發展政策
前述國外法學院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的先進做法，對我國高校此領域的研究和實踐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在具體館藏發展的實踐中，我們要將國外的先進經驗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制定出適合我國高校法律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政策。
4.1 高校法律圖書館自身不斷更新觀念
制定適合本館的館藏發展政策，是包括法律圖書館在內的每個圖書館都應當要規劃的首要工作。如何加強專業館藏資源建設，完善專業資源服務，使圖書館的發展趨于合理，應當成為我國法律圖書館界的決策者和建設者們時刻思考的命題。
就館藏發展政策而言，高校法律圖書館首先應當對自身使命和目標予以明確。這是因為圖書館的使命與目標是館藏發展的動力，而館藏發展政策是使命、目標的集中體現，所以它應當緊密圍繞使命而制定。其次，要把握“發展”二字。當今新型信息載體的不斷涌現，網絡的迅速普及，社會信息需求的日益復雜化，都深刻影響著圖書館資源的發展，要求政策的制定者不斷更新觀念，要求館藏政策應根據用戶需求、社會環境等實際情況不斷變化。第三，要用“系 統”的眼光理解館藏發展政策。它作為人類情報傳播大系統的子系統之一，其自身的各項內容也是一個綜合、系統的政策體系，密切相關、不可分割，對圖書館全局工作和發展起著宏觀調控作用。第四，注重政策和決策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美國幾乎所有的法學院圖書館，都在官方網站上公開館藏發展政策全文，供讀者廣泛知曉。館藏發展政策的公開透明可以有效加強圖書館和讀者之間的聯系，幫助讀者理解各個主題和領域的圖書館資源收藏情況，并有助于實現圖書館行業內部的信息溝通，促進行業領域的共建合作，以便更好地完成圖書館的使命與目標。
4.2 重視法律文獻資源建設，加強館藏發展政策的研究工作
館藏發展政策是綜合、系統的體系，內容廣泛。制定科學合理的館藏發展政策，必定要建立在大量理論研究和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在目前國內尚沒有對法律文獻資源發展政策進行專門研究的情況下，可以參考的資料成果非常少，因而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難度都比較大，但研究工作也因此更有意義。學術界一方面要注意追蹤、借鑒國外法律圖書館領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我國法律文獻資源建設和制定館藏發展政策中的關鍵問題。例如館藏發展政策制定機構的組建、人員的合理選擇；法律圖書館的發展政策如何與法學院的發展層次、規模、專業結構、重點學科建設相適應，并滿足不同層次在校學生（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對法律信息資源不同的需求寬度和深度；法律信息資源類型多種 多樣，如何保障館藏在學科主題、收藏級別、資源類型和經費分配等方面的平衡發展；如何確定館際互借與資源共享政策，在合作圖書館之間形成互惠互利的協議等，這些對法律專業館藏發展政策來說至關重要的內容，當前的研究都非常缺乏，有待同行們進行深入的研究。
4.3 發揮行業組織作用，建立法律圖書館行業標準和規范
在美國館藏發展政策的發展歷程中，行業組織的影響力 是深遠的。197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為各類型圖書館編制了具有普遍參考作用的《館藏資源發展政策規范指南》。美國律師協會對法學院的設立也規定了嚴格的認證標準，其中有專章涉及到法律圖書館和法律信息資源，對法學院應當具有的法律專業文獻保障條件予以要求，對館藏資源、藏書標準等做明確規定，法學院及其法律圖書館必須要通過美國律師協會的評估與年審。當前，在我國法律圖書館行業內，全國政法院校圖書館館際協作委員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法律圖書館館際協作組織，它 于1983年籌建成立，是原司法部部屬5大政法院校之間為了加強合作、促進交流和文獻資源共享而組建，后來逐漸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包含政法類院校及綜合性大學法 學 院/系圖書館的協作組織，共有成員館80多家，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為主任館。而較具代表性的地區性行業組 織 是2010年4月成立的 北京市法學會法律圖書館與法律信息研究會，該會隸屬中國法學會北京市法學會，是協調在京高校法律圖書館，在京國家機關、立法司法單位、律師事務所的法律圖書館、法律信息中心及法律網站的組織。這些全國性或地區性行業組織的重要任務是研究法律圖書館領域內的問題，促進各法律圖書館之間的聯系和資源共建共享，引導法律圖書館行業科學發展等。研究和確定科學合理的建設標準和規范，也應當成為 法律圖書館行業組織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法律圖書館行業組織可以通過研究當前館藏發展方面的關鍵問題，組織制定適合中國高校法律圖書館情況的“法律文獻資源發展政策編制指南”,為各法律圖書館制定館藏發展政策提供可以依據的標準和參考規范。本文原載《大學圖書館學報》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