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方面的年鑒并不多，這與我國當前大力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情況不相適應。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方面的年鑒發展了許多年，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
（一）主要區別
中外法律年鑒目前存在的主要差異在于：法律年鑒雖屬于專科性年鑒，但中外相比，國外的法律年鑒專科性更強，中國的法律年鑒收錄的范圍更廣一些。
從80年代中國出版的法律年鑒來看，除了《中國國際法年刊》是分一本收錄范圍專業性較強的年鑒井外，其他年鑒都是法律這個領域中l的“綜合性”年鑒。如《中國法律年：鑒》、《中國檢察年鑒》等。其中《中國法律年鑒》收錄范圍尤其廣泛，它不但包括了立法、司法、監察、仲裁等方面的內容，還包括了法學各分支學科的新進展；它不但有國家的法制工作情況，還對地方性的法規進行記述，甚至還有每年的案例選載，統計資料也非常翔實。國外的法律年鑒的出版情況不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館藏來說，幾乎所有的法律年鑒都是某一特定領域的法律年鑒，如《歐盟法律年鑒》、《法國國際法年鑒》、《蘇維埃海事法律年鑒》等等。如果想找關于法律領域的參考工具書，你只能找到百科全書這種形式。
為什么中國的法律年鑒綜合性強而國外的專門性強呢？
年鑒事業發達的國家一般是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的法律自從資產階級革命發展到現在，最短的也有200年時間，法：制已經非常完備，各種具體法律大都已經建立起來，如果對這樣一個龐大的領域用一本年鑒來概括，恐怕是不可行的。所以，有關整個法律方面的工具書一般采取百科全書形式。但是百科全書有時效性差的缺陷，為了彌補這個缺點，國外又對法律進行細分，編纂專門性更強的法律年鑒。而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法制建設不完備，法律體系還沒有那么龐大，所以我們有可能融整個法律體系于一本年鑒。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編纂專門性更強的法律年鑒。
這個區別可以說是中外法律年鑒的根本區別，正是由于專門性的強弱的不同，致使中外法律年鑒在內容、讀者對象、欄目設置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下面我們以《中國法律年鑒》和《歐盟法律年奕》為例，說明中外法律年鑒的異同。
（二）讀者對象的不同
中國的法律年鑒的讀者對象是人民群眾。國外的法律年鑒讀者對象是專家學者。
由于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還不完備，人們的法制觀念還有欠缺，所以《中國法律年鑒》的編纂目的是為了宣傳，為了“普法”。正像《中國法律年鑒》的編輯說明中稱：“《中國法律年鑒》是供國內外讀者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情況必備的綜合性的大型文獻”。由此可見，《中國法律年鑒》的讀者對象是一般讀者。
國外的法制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法律年鑒一般又是專門性較強的法律年鑒，所以法律年鑒編纂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群眾了解法制建設的大體狀況，而是為了向這方面專家提供上一年本領域的研究情況。像《歐盟法律年鑒》的主體是類似于特載的一些文章，多是有關法理或法律對一國的影響等專業性、理論性較強的內容。所以我們說《歐盟法律年鑒》的讀者對象是專家及工作人員。
（三）年鑒內容及內容表現手法不同
讀者對象和內容總是聯系緊密的。中國的法律年鑒面向廣大人民群眾，收錄范圍廣泛，內容也非常豐富，當然也不深奧。國外的法律年鑒專門性強，主要面對專家學者，內容當然也要受限制，也比較難理解一些。
《中國法律年鑒》以立法、司法為主干，從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實施、法律的宣傳、法律的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等各個方面反映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全貌，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量。它的內容不但包括了法律方面的行政工作，還有法律法規的全文，內容全面、準確、翔實，具有權威性。這些材料大都淺顯易懂，與讀者對象的層次相適合。
《歐盟法律年鑒》有一半的篇幅是專題論文，這些論文以理論探討為主，不涉及具體的立法、司法、行政工作。這些論文的論述范圍也比較狹窄，主要是關于那些只適用于歐盟各國的法律，探討他們對不同歐盟國家的影響。論文有一定理論深度，適用于專家之間的探討，這也是與它的讀者對象相聯系的。
內容不同，內容表現手法也有很大不同。
《中國法律年鑒》屬于數字與文字并重的年鑒。它的前半部分基本上由文字組成，有特載、法律法規原文、案例選編等；它的后半部分由圖表構成，有法律工作的各種統計數字、法律機構名錄等。
《歐盟法律年鑒》屬于文字型年鑒。由于它的學術性較強，表現手法比較單一，只能采用論文、書評等形式，很少有統計數字，也很少有機構名錄、人員情況等內容。
這兩種年鑒欄目設置也不同。《中國法律年鑒》有特載、國家立法司法監察仲裁工作概況、中國法律、中國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及地方政府規章目錄、中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司法文件選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法制建設、地方法制建設、案例選載、法學各學科發展概況、法律教育團體研究機構和法制報刊圖書、統計資料、中國行政區劃中國法制大事記、附錄16部分。《歐盟法律年鑒》有論文、書評、案件、歐盟決定、歐盟立法及條約、國際會議6部分，其中論文和書評占全部內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從中可以看出《歐盟法律年鑒》的學術性和文字型的表現手法。
（四）其他區別
編纂人員身份的不同。中國的法律年鑒屬于“官修”。《中國法律年鑒》的稿件和資料多由中央、地方各有關部門和單位提供，出版單位則是中國法律年鑒社。而國外的法律年鑒，作者多為學者。《歐盟法律年鑒》的作者多為大學教授，當然他們大多也在政府占有職位，但他們一般是以學者的身份為年鑒撰稿。出版單位選擇了學術性濃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中可以看出《歐盟法律年鑒》對作者的要求。
索引的差距。不僅僅在年鑒方面，幾乎中國所有的參考書都存在檢索工具不完善的缺陷。我們仍以《中國法律年鑒》和《歐盟法律年鑒》為例，看一看索引的不同。
《中國法律年鑒》的索引是主題詞索引，主題詞抽自正文。這種索引的缺點，一是索引詞冗長，如“全國版權局局長會議”，“傳統法律學的起源與發展”；另一個缺點是檢索點單一，用戶很難一次選對與自己的檢索目的相匹配的檢索詞。而《歐盟法律年鑒》采用主題詞輪排的方法。這種方法首先簡化了檢索的人口詞，一般不會超過四個單詞，大部分都是一個或兩個單詞。這種方法同時還增加了檢索途徑。
《中國法律年鑒》的目錄非常詳盡，可供檢索使用。但由于該年鑒牽涉范圍廣、內容繁雜，如果按輪排方式做索引，工作量會很大。
（五）結論
中外法律年鑒在內容和形式上存在許多不同，這些差異是由國情不同造成的。中國的法律年鑒綜合性強，內容淺顯易懂；國外的法律年鑒專門性強，有一定理論深度。我們不能簡單地斷定哪一種法律年鑒更好一些，因為它們都是與自身的國情相適應的。我們可以斷定的是我國法律年鑒的發展趨勢：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進一步開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律年鑒也要向專門化發展。通過對國外的法律年鑒的調查研究，我們可以為法律年鑒今后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