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周末，想必大家都被騰訊AI Lab研發的圍棋人工智能程序“絕藝”刷屏了，在第10屆UEC杯計算機圍棋大賽中，“絕藝”11戰11勝，奪得冠軍。這是圍棋界自谷歌的阿爾法狗之后的又一爆炸性新聞。但AI的“洪荒之力”可絕不止于此，開始涉足高大上的法律服務市場。“絕藝”的研發者說，AI在推動人類對圍棋的認知，這同樣適用于法律服務。
從法律檢索、法律文件準備到合同審核、法律咨詢再到案件結果預測、訴訟策略選擇，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法律科技正在攪動法律服務市場。去年6月，IBM 的認知計算機 Watson 支撐的史上首個人工智能律師 ROSS “受雇于”一家美國律所，它可以用人類語言和律師交流，給人一種和準雇員共事的體驗。在英國，一款名為 DoNotPay 的機器人律師可以幫助用戶挑戰交通罰單并準備所需的法律文件，現在已經擴大到了政府住房申請、難民申請等法律服務。在國內，人工智能成為今年兩會一大熱點，所謂的法律機器人“小梨”“法狗狗”等不斷涌現，受到公眾關注。有預測甚至認為，在15年內，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將會主導法律實踐，給律所帶來“結構性坍塌”，法律服務市場的面貌將大為改觀。
難道真如電影《回到未來2》中所預測的，終有一天將不再需要律師？如果 AI 可以以更高效、更廉價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務，提高正義和法律服務的可得性，對窮人難道不是一大福音嗎？但如果訴訟雙方在法律科技的獲取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也可能造成新形式的不公正和濫用。雖然法律科技可能前景無限，但其中的一些挑戰也需要人們思考并回應。
一、AI來了，人類的工作還安全嗎？
1956年見證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一概念的問世。在隨后的六十年間，人工智能歷經兩次發展浪潮、兩次AI寒冬。這一次，AI真的來了。
2010年以來，在大數據、機器學習、計算能力等因素的推動下，AI已然迎來第三次發展浪潮。機器學習推動 AI 進入發展新高度，學習型 AI 正在改變很多事物。無論是監督學習還是無監督學習，AI 都在自主學習。比如，開發者并未按部就班地告訴自動駕駛系統如何開車，算法自己“學會了”如何在不同的道路環境下駕駛并不斷提高駕駛水平。再比如，QQ音樂會向你推薦你可能感興趣的歌曲，程序員并未告訴QQ音樂你的興趣是什么，QQ音樂的算法自己“推斷出了”你的興趣并不斷提高這一判斷的準確性。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在越來越多的情境下，AI在替代人類做出判斷，或者說，這些判斷本該由人類做出。
AI在各行各業的應用將帶來新一輪自動化，其結果要么是深刻改變人機協作的方式，要么是完全或者部分地替代人類。一些經濟學家預測，人工智能系統的普及將顯著地減少工作的供應量。在高頻率、高容量的任務上，人類不可能和 AI 相匹敵。
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數字產業并未帶來很多新工作，美國僅0.5%的勞動力進入了新興的科技行業。[1]201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未來二十年，美國47%的工作具有被自動化的風險。[2]市場調研公司 Forrester 去年的一項研究預測，到2021年，智能系統和機器人將接手美國6%的工作，意味著這些工作將被完全自動化。[3] McKinsey 今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到2055年，當前工作任務的一半將被自動化，但僅有5%的工作崗位被完全自動化。[4]藍領和白領都有可能被 AI 替代，醫生、律師、會計師等所謂的高級職業不在除外之列。比如，今年1月，日本一家保險公司宣布將用 IBM 的 Watson 支撐的一個智能系統替代34名保險理賠人員，這將提高生產效率30%，節約工資支出165萬美元。[5]
盡管人們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和普及將對人類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可能伴隨著新的社會范式的產生、舊的社會范式的衰落；但是對于人工智能對未來工作究竟會有怎樣的影響，人們還遠未達成共識。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呼吁“普遍收入制度”以應對 AI 對工作的潛在負面影響；微軟 CEO 呼吁對機器人納稅以確保被機器置換下來的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美國的國家人工智能戰略和英國的數據戰略呼吁重視這個問題，加強對工作結構變化的監測和勞動者的再培訓。
二、浪潮之下的AI法律服務會重塑法律服務市場嗎？
雖然法律服務一貫具有較強的技術免疫力，但是倚重信息檢索、文件整理和邏輯推理的法律事務確實是 AI 發揮“聰明才智”的絕佳領域。1987年，關于法律與人工智能的第一次國際會議在波士頓舉行，此時，萬維網尚未發明，當然就更談不上普及了。但是現在，AI 的發展和進步已經開始對法律服務市場產生一定的影響。Jomati 在一項研究《文明2030：不久將來的律所》中提出，經過長期的孵化和實驗，“技術突然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向前行進了”；在15年內，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將會主導法律實踐，也許將給律所帶來“結構性坍塌”（structural collapse），法律服務市場的面貌將大為改觀。[6]
過去，法律流程外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服務市場的分裂，律所為了效率等目的，或者出于自身能力的不足，將某些特定法律服務外包給第三方，讓人們意識到律所并非提供所有法律服務的最佳主體。現在，AI 主導的法律科技（LawTech）正在對法律服務市場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或許造成法律服務市場更進一步的分裂。AI 支撐的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和知識機器人（knowledge bot）正在涉足法律服務市場，而且在幾乎停滯的律所法律服務市場中（數據顯示，律所的業務在過去三年幾乎沒怎么增長），法律科技領域的創業者和創業公司卻獲得資本市場青睞，在國內外蓬勃發展，推動整體法律服務市場穩健增長。在市場和技術的雙重作用下，法律服務正在進入AI時代。
（1）律師的新助手和替代者：AI法律服務四大領域
一是法律檢索（legal research）。各種法律數據庫已經在幫助律師更好地進行法律檢索，但這很多時候是一件費時費力的事，往往由律師助理或者助理律師來承擔。目前，國內外已經有一些可以進行法律檢索的 AI 產品，如 ROSS。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工智能律師，ROSS 部分受到 IBM 的認知計算機 Watson 支撐，它可以理解自然語言，并提供特定的、分析性的回答，這接近于和人類律師一起工作的體驗。截至目前，已經有超過10家主流律所“雇傭了” ROSS。類似 ROSS 的法律類“數字助理”（digital associate）越來越多，其在律所中的身份類似于準雇員。
二是文件審閱（document review）。文件審閱可謂量大，價值低。在這方面，AI 正好可以最大化其用。預測性編程（predictive coding）和利用機器學習算法的軟件可以幫助為相關法律文件檢索電子信息。案件相關文件的整理、證據和法律發現等任務日益被交給了機器。AI 律師在調查、法律風控、合規相關工作、文件整理甚至盡職調查等法律事務中，都可以扮演重要作用。也許10年前，律師在準備大型并購案件的時候，需要雇員上百個高薪律師來檢索成千上萬份文件。然而，硅谷的一家電子取證（e-discovery）公司 Blackstone Discovery 卻可以以不超過10萬美元的代價在幾天之內分析150萬份法律文件。
此外，AI 在合同審核上正在發揮作用。比如，類似 Beagle 的智能合同服務可以提供人工智能合同分析，幫助用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管理合同，防范法律風險。因此，對于類似文件審閱、合同管理等法律服務，技術可以提供更好、更快、更便宜的服務。在企業端的法律市場，對于創業公司，這可以削減風險，提高效率，同時極大減少時間、人力成本等投入。
三是案件預測（case prediction）。倫敦律所 Hodge Jones & Allen 早已在利用一個“案件結果的預測模型”來評估人身傷害案件的勝訴可能性。這直接導致了2013年的 Jackson 民事訴訟改革，使得人身傷害案件的訴訟成本大大降低了。[7]理論上，AI 能夠預測法律糾紛和程序的結果。對過去案件的自動化分析，外加數據挖掘和預測性分析技術，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結果。這種工具對律師而言意義重大。在這一方面，Lex Machina 公司提供的服務，通過對成千上萬份法院判決進行自然語言處理，來預測案件結果。比如，其軟件可以確定哪位法官傾向于支持原告，基于對方律師過去處理的案件來形成相應的訴訟策略，針對某個特定法院形成最有效的法律論證，等等。邁阿密一家名為 Premonition 的公司甚至宣稱可以基于類似案件判決的統計性分析，在起訴前就預測案件的勝訴方。2016年，英國法院對預測性編程持支持態度。
四是咨詢服務（advisory service）。AI法律咨詢以 DoNotPay 最為典型，它在線幫助用戶挑戰交通罰單。用戶只需要訪問其網站，同其發消息進行交流，它就可以利用用戶提供的信息形成一份文件，用于挑戰罰單。它在紐約、倫敦和西雅圖，已經成功挑戰了超過20萬個罰單，成功率是60%。DoNotPay 還在不斷擴大其法律服務類型，已經涵蓋到了航班延誤補償金請求、政府住房申請等。在國內，號稱中國第一個機器人律師的“小梨”目前可以提供簽證、離婚咨詢等服務。咨詢服務可謂是 AI 法律服務的一大熱門。
（2）AI法律服務三大潛在影響：結構性變革、正義可得性和無訟社會
（1）AI可能給既有的法律服務市場帶來結構性變革。第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AI 介入法律服務市場會使律師邊緣化嗎？
雖然AI律師可能使部分法律從業者如實習律師、律師助理等失去價值，或者替代律師處理類似咨詢、離婚等需要做大量檢索工作的法律事務，但尚無證據表明 AI 律師可以大范圍替代律師，如出庭、做辯護人等。因此，一個簡單回答可能是，AI 不會取代律師，而是會和律師并肩工作，就像醫生和醫療器械之間的關系那樣。
AI 增強法律服務（AI-augmented legal service）可能成為未來的常態，不進行這方面布局的律所未來可能失去核心競爭力。在AI 的協助下，律師可以更加專注于處理復雜的法律問題，而且效率更高，意味著成本可能降低，將擴大律師服務的可負擔性。此外，AI 的介入可能進一步分裂法律服務市場，讓法律服務不再是律所的專屬，可能重新定義律師的工作和功能，以及法律服務市場的商業模式。Legalzoom、Axiom等大量 AI 公司進入法律服務市場，有些甚至獲得九位數的投資，其將改變法律服務的結果和工具。未來，以數據代替假設和道聽途說，這對更好的服務提供、資源選擇、案件管理、結果預測等都是至關重要的。
（2）AI 可以提高法律服務的可得性，解決法律援助不足的問題。法律服務市場最為人詬病的是高昂的成本。法律服務不能夠觸達大量的個人、中小企業等，產生正義可得性危機（access to justice crisis）。事實上，可能大部分人在遇到法律問題時不會找律所，請律師。AI 的介入正在改變這一現狀。AI 法律服務的廉價性、高效性可以幫助成千上萬的個體和中小企業獲得類似咨詢、合同等法律服務，降低法律服務費用，提供多種選擇。此外，AI 律師甚至可以在案件中為無力負擔訴訟費用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這對不能獲取法律服務的窮人而言，不可謂不是一大福音。斯坦福大學的 Roland Vogl 教授認為，機器人將成為法律系統的主要進入點。法律援助團隊因為無暇顧及而拒絕提供援助，但未來人工智能計算機系統可以在案件中援助當事人，只有當需要律師介入時，律師才需要介入。
（3）AI 可能有助于實現無訟社會的目標。無訟、息訟自古以來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追求。比如，在電子商務網站 eBay 上，大量爭議被提交給軟件，由其審理和裁決。利用一個 APP 或者聊天機器人，各方可以完成有關案件事實的問卷并提交電子證據。國內的淘寶上存在類似的在線爭議解決機制。可以設想，未來包括遺囑、合同、離婚等法律爭議都可以通過類似的方式解決，而且由于智能裁判系統不受人類法官的各種主觀因素影響，可以保證在大部分案件中實現結果的基本一致性。再比如，智能合同管理，可以通過隨時監測雙方的行為來確定違約與否，并做出相應的行為，避免在糾紛出現后訴諸法庭。類似的第三方裁判軟件未來可以以數字化的方式快速解決爭議。
三、AI法律服務帶來的三大挑戰：監督、保密義務和未經授權執業
對于諸如 DoNotPay 等可以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和協助準備法律文件的 AI 律師，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用戶和它們之間存在律師-當事人的委托關系嗎？
很顯然，這一委托關系只存在于人類律師和自然人或者法人客戶之間。當人工智能律師開始為用戶提供法律服務，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委托關系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此外，基于算法的 AI 法律服務是否能夠符合法律職業的價值、觀念等，也是需要慎重考慮的。
但在 AI 律師不是替代人類律師，而是成為其幫手的情況下，也存在一些挑戰。第一，在法律上，類似法律檢索、文件審閱、案件預測等 AI 律師并非真正的律師，那么與其一道工作的人類律師是否有義務監督其行為？按理，律師需要對參與法律服務提供的人類非律師進行監督，確保其行為符合律師的職業義務。那么，當 AI 律師履行的工作或者做出的決策在性質上就是提供法律服務時，比如準備法律文件、做出是否提交特定文件的決定，或者從事類似的行為，律師是否需要對其進行監督？當前的諸多 AI 系統都是一個“黑箱”，提供法律服務的 AI 系統也不例外，律師可能根本無從知曉其如何作出決策，將律師的監督義務延伸到 AI 系統是否必要或者可行？這值得探討。
第二，保密義務。很多法律類的 AI 應用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而非律所本身，律所只是以服務的形式購買過來。基于機器學習，樣本和數據越大，AI分析的質量就越高，而且會不斷提高和優化。因此，AI 技術提供者可能將各個客戶的數據匯總到一個數據庫供系統學習。因此，從保密義務的角度出發，律師必須考慮什么數據提供給了AI 提供者，以及如何保護、存儲這些數據。如果訴訟雙方使用同一個 AI 法律服務，是不是有可能雙方的數據都被用來訓練這一 AI 系統？在這些情況下，律師的保密義務將值得關注。
第三，未經授權的執業問題。對于較為成熟、能力更強的 AI 律師，當其向用戶提供法律服務，是否需要具有職業資格？就市場中所謂的機器人律師而言，它們是否需要參加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抑或需要其他形式的考核以確定其具有職業能力？當然，隨著AI法律服務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四、需要對法律科技進行必要的職業監管嗎？
在莎士比亞的《亨利六世》中，屠夫迪克說，“我們所為最要緊之事，乃是干掉所有律師。”電影《回到未來2》中預言的2015年的法律系統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律師，所以當馬蒂穿越到2015年后才發現那里根本沒有律師。當然，這些預言還遠沒有實現，而 AI 法律服務卻在逐漸成為現實。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法律科技正在改變著法律服務市場，正如精準醫療和個性化醫療那樣，精準訴訟和個性化訴訟也正在成為可能。法律科技對法律行業的影響或許才剛剛揭幕而已。
在論文《機器人可以成為律師嗎？計算機、律師和法律實踐》（Can Robots Be Lawyers? Computers, Lawyers,and the Practice of Law）中，作者呼吁對法律科技進行有效的職業監管，以便保護客戶和法律系統的價值，最大化其好處，并防范風險。作者認為，自動化預測正在影響法律實踐，而且這一技術已經對當事人的行為產生了扭曲并且影響到了法律自身。如果在法律行業中，法律技術不能普遍獲取，意味著在一項爭議或者交易中，一方可以獲取特定法律科技，而另一方面則不能。各方的資源不平衡并非新鮮事，但是不能平等獲取法律科技可能帶來新類型的不公平甚至濫用。[8]隨著人工智能介入法律服務的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它雖然可以提高法律服務的可得性，但另一方卻也需要確保它不會扭曲人們所信奉的正義的法律系統的一些價值，不會帶來新的偏見和濫用，不要讓正義成為一場科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