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是懲罰、教育改造服刑人員的特殊機關，肩負著對服刑人員進行正規、系統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科學文化和技術教育的使命。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截至2012年底，我國在押服刑人員共1 657 963人[1]，要對如此龐大數量的服刑人員進行教育改造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民國學者嚴景耀說過，“要為在監人謀增進知識，圖書室是決不可少的。” [2]監獄圖書館正是專門為配合監獄的教育改造而設立的一種文化教育設施，是對服刑人員教育改造的有效場所。我國監獄圖書館的設立相對于國外起步較晚，研究上也相對較為滯后，本文就前人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的研究狀況進行分析，并探索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日后可深入研究的方向，以期為日后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并希望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有所裨益。
1、研究數據來源與統計概況
廣義上的監獄包含監獄、看守所、勞教所（現已被撤銷）等一切關押犯人的場所，因此筆者在文獻檢索過程中加入了相關近義詞。2014年1月，筆者以“‘監獄圖書館’或‘監獄圖書室’或‘看守所圖書室’或‘勞教所圖書室’或 ‘拘留所圖書室’”和“‘prison library' 或 'jail library’”為檢索詞，通過主題檢索入口，分兩次對超星發現系統進行檢索，檢索時間范圍不限、來源為全部期刊，兩次檢索得到的文獻數量分別為75 和2.通過整理，最后納入分析的文獻共41 篇，其中論文40 篇，會議紀要1 篇。
圖1 為文獻發表情況統計，可以看出，我國關于監獄圖書館的研究文獻總數偏少，研究起步比較晚、中斷情況明顯，其中1995年、2003年的文獻數量有所上升，其原因與1994年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的頒布、1995年《關于創建現代化文明監獄的標準和實施意見》的頒布和2003年 《監獄教育改造工作規定》 的頒布有一定的關系。 而2009年以后研究文獻數量有所增加，特別是在2013年達到6篇，說明該領域的研究已逐步受到重視。在本文中，筆者將文獻研究內容劃分為綜述及國外情況評介、基礎理論、實踐工作3 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總結。
2 、綜述及國外情況評介
在檢索到的文獻中，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的研究狀況進行分析的綜述性文獻有兩篇。例如，陳春艷、余筱雨對1986-2009年間的研究文獻從發文年份、載文期刊、研究主題、作者及其工作單位以及作者所屬省份5 個方面對所選定的26篇論文進行了分析，指出我國監獄圖書館研究中存在的問題[3]；王東艷對1986年-2010年10月間關于監獄圖書館的31篇論文的研究主題及成果分布、發文年份進行了簡單的分析，并提出我國監獄圖書館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和可采取的對策[4]。 兩篇綜述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總結，對其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特別是前者對作者工作單位的統計分析說明了對該領域的研究缺乏監獄工作者的參與，同時呼吁監獄工作者參與監獄圖書館的研究。但兩篇文獻的作者都未能對文獻的研究主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總結。
關于國外監獄圖書館評介的論文共有4 篇，涉及到的國家有美國、日本、挪威、澳大利亞。其中，許宏偉通過編譯英文文獻，在20世紀90年代介紹了美國一個監獄圖書館的情況，分別從該圖書館的開放時間、館藏、圖書管理、館員的工作內容、計算機應用、工作人員的變更和館員對服刑人員的態度等方面進行了闡述[5]。 方樹紅以其在澳大利亞一所私人監獄圖書館參觀的見聞為基礎，從保障機制、硬件建設、館藏資源建設、管理人員配置、讀者服務、宣傳與交流等方面對澳大利亞私營監獄圖書館進行了介紹，并提出了對我國監獄圖書館建設的啟示[6]。 劉甲庫從刑罰模式視角指出監獄圖書館的緣起及爭議，并對美國、挪威和日本三國監獄圖書館的發展概況、立法情況、主管部門和人員構成進行了選擇性的比較，分析了影響監獄圖書館發展的因素，并指出其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發展的借鑒意義[7]。
介紹國外監獄圖書館的文獻數量雖然不多，但可以看出國外監獄圖書館從法律到圖書館建設和運營，以及圖書館管理和服務的大體情況，對我國監獄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有所啟示。例如，美國、挪威關于監獄圖書館有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美國監獄專設法律圖書館，澳大利亞監獄圖書館開展豐富、合理的讀者服務和適當的宣傳與交流活動。此外，美國監獄圖書館員在讀者的管理上，認為“應該把進入圖書館的犯人當作讀者看待而不要只把他們看成犯人，監獄圖書館不是為了給人施加懲罰，既是圖書館員，就要尊重讀者”[5]。筆者對此十分贊同。
3 、基礎理論研究
3.1 歷史研究
目前對于我國監獄圖書館發展的歷史研究較少，相關文獻僅有兩篇。其中，王東艷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監獄與公共圖書館攜手共建監獄圖書館進行了闡述，特別是對21世紀第1個10年來監獄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中較為有代表性的事件進行了介紹，并總結了這10年監獄圖書館發展的5個特點[4]。張東平對民國時期京師第一監獄圖書室的建設和館藏管理進行了概述，并認為其設立意義非凡，是對推進監獄教育具有長遠意義的創舉，其還論述了民國時期監獄出版物產生的背景和作用[8]。
通過對研究監獄圖書館的文獻進行梳理，筆者發現，目前國內個別研究者認為我國監獄圖書館的建設始于1984年年底浙江省第六監獄建立的首個圖書流通站，將我國監獄圖書館的發展歷史說成20余年，這顯然是錯誤的，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往后的研究者產生錯誤的引導。我國監獄圖書館的建立始于民國時期的“京師模范監獄”（后更名為“京師第一監獄”），該監獄在興建之初已將圖書室設計入內，于1912年8月落成，并在之后的擴建中也設計有圖書室[9]，但直到1922 年4月京師第一監獄呈準司法部設置圖書室才使得監獄圖書室得以創建[10]，創始人則是當時擔任典獄長的王元增[11]。而對監獄圖書館的研究始于何時，筆者未曾仔細考究，但自監獄圖書室設立之后便有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如學者嚴景耀于1930年發表的《北平監獄教誨與教育》一文中有對京師第一監獄圖書室的研究，還提出了監獄圖書室改進的方法[2] ；學者張鴻書1933年發表的 《監獄圖書館研究》對監獄圖書館為什么要設立到如何設立、如何開展相關工作進行了詳細論述[12]。
3.2 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研究
服刑人員失去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是弱勢群體中較為特殊的一個群體。我國在押服刑人員共165 萬，為這部分人提供圖書館服務符合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和我國《圖書館服務宣言》的精神，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的精神。服刑人員有文化權利，也有受教育的權利，設立監獄圖書館正是為服刑人員提供圖書館服務的最佳選擇，也是實現和保障其文化權利、受教育權利的最佳方式。
在關于監獄圖書館的研究中，沒有專門對于服刑人員閱讀權利的法律法規的研究，涉及到一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文獻也較少，只有兩篇。吳昌合、郭磊對國際圖書館協會和機構聯合會（以下簡稱國際圖聯）發布的《公共圖書館宣言》、《監獄服刑人員服務指南》、《圖書館及可持續發展聲明》中關于保障服刑人員利用公共圖書館的權利等部分的內容進行論述，認為圖書館的服務對象是“所有”，同時對一些地方圖書館法規進行了解析，提出了我國缺乏專門針對服刑人員的圖書館服務政策[13]。盧家利、蘇瑞竹則專門對國際圖聯發布的《監獄服刑人員服務指南（第三版）》的主要內容進行了闡述，并以此為依據結合我國監獄圖書館的現狀，提出了監獄圖書館立法、建設、管理等方面的意見[14]。
我國對于為弱勢群體提供圖書館服務的法律法規確實還不夠明確，特別是針對服刑人員的圖書館服務的制度和指南更是缺乏。《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報告2012》對2011年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進行了總結，其中總結的圖書館類型包括：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專業圖書館、民辦圖書館、其他系統圖書館，但其他系統圖書館中有中小學圖書館、黨校圖書館、團校圖書館、醫院圖書館、軍隊院校圖書館，卻沒有監獄系統圖書館；且在公共圖書館服務內容的總結中，也只是籠統地提到“關注青少年及弱勢群體的權益，加大對未成年人及殘障人士的服務力度” [15]，并未提及監獄服刑人員。《全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到應“加強面向農民、進城務工人員、老年人、未成年人、低收入人群、殘障人群等特殊人群的圖書館服務” [16]，但服刑人員這樣的特殊群體卻未提及。可見，我國對建立監獄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為服刑人員提供服務還不夠重視，筆者十分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能盡快出臺，并希望其中含有對監獄圖書館建設、發展和服務的相應規定。
3.3 價值研究
監獄圖書館之于服刑人員猶如公共圖書館之于社會大眾、學校圖書館之于學生。在對監獄圖書館設立的價值或是對服刑人員的作用的研究中，謝敏以哈爾濱汽車圖書館在哈爾濱監獄建立圖書館流動網點的實踐為例，認為為服刑人員提供圖書館服務可以促進其思想改造、提高其文化素質、勞動生產技能和技術水平，為服刑結束后就業創造條件[17]。石玉廷和思雨則在不同時期分別通過對服刑人員的調查來說明監獄圖書館的作用，石玉廷認為監獄圖書館的作用除謝敏所說的幾點外，還有消遣娛樂的作用[18]，而思雨則認為監獄圖書館還能夠促進對服刑人員的管理，并為服刑人員提供心理矯治[19]。張虹提出了監區圖書室是監區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認為圖書室的建設是新時期教育改造服刑人員的必需品，也是做好對青少年服刑人員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途徑[20]。耿鳳艷還提出了監獄圖書室可以幫助服刑人員了解社會發展的信息[21]。
對監獄圖書館價值的研究體現了監獄圖書館作為監獄對服刑人員教育改造的輔助機構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說明監獄圖書館的建設是有必要的。但在檢索到的6篇論文中，4篇是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另外兩篇是2003年發表的。圖書館的功能隨著社會進步也有相應的改變，而其對監獄和服刑人員效用的研究則未能跟上，這也是未來研究需要繼續深入之處。
4、實踐工作研究
有關監獄圖書館實踐工作的研究對于促進監獄圖書館的建設、改善監獄圖書館的管理狀況有重要的意義。
4.1 調查與案例
4.1.1 監獄圖書館現狀的調查研究
為了解監獄圖書館目前的建設狀況，研究者們就此進行了調查研究。宦偉通過對一些監獄圖書館的調查和對服刑人員的問卷調查發現監獄圖書館規模小、藏書結構不合理、管理機制不健全、建設和發展緩慢，認為監獄圖書館應當結合服刑人員的特點，辦出自身的特色[22]。思雨則通過對7 個監獄的150 名警察和150 名服刑人員進行問卷調查，闡釋了監獄圖書館當時的發展現狀、其對服刑人員的作用及其發展的制約因素，并提出了建立監獄圖書館的4個原則，認為監獄圖書館將迎來改革和調整[19]。方樹紅則對浙江省14所省屬監獄圖書館的館舍、藏書、經費、服務、設備、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分析發現浙江省監獄系統圖書館存在館舍小、設施落后、各館發展不平衡、藏書結構不合理、管理水平低、機制不健全、管理人員不穩定等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23]。
以上調查都只是針對一個地區或單個監獄圖書館的，調查的結果顯示目前各個監獄圖書館發展的現狀并不理想且存在的問題相似。我國目前有監獄680 余所[24]，是否所有監獄的圖書館都存在相似的問題，我們不得而知，筆者也還未發現有對全國監獄是否設立圖書館的統計資料。
4.1.2 公共圖書館為監獄提供服務的案例研究
自1984年浙江省圖書館與該省第六監獄建立圖書流通站開始，全國各地圖書館紛紛與監獄建立聯系，為監獄提供服務。由此，針對此實踐的研究逐步開始，其中，陳俊民對江西省圖書館在該省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建立圖書流通站從醞釀、嘗試和建站后獲得的社會效益進行了細致的論述[25]。劉一丁對浙江圖書館在監獄建立圖書流通站的工作內容和推動監獄教育改造服刑人員的成績進行了概述，并認為該項工作的開展得益于思想解放、調查研究和領導重視[26]。尹美華[27]、葉淦林[28]、王俊懿[29]分別介紹了上海地區、德興市、朝陽縣的公共圖書館為監獄服刑人員提供服務的方式和內容。楊明英則對常德市圖書館監獄分館的特點進行了論述，并提出了對監獄圖書館建設的啟示[30]。
公共圖書館在監獄建立分館、圖書流通站等形式已經較為普遍，省市縣各級公共圖書館都已開展相應的工作，但相應的研究卻缺乏可借鑒性。從以上對文獻的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的案例研究不夠深入、具體，對于如何建立分館，建立后圖書如何流通和管理等具體性工作并未涉及。
4.2 監獄圖書館建設、管理與服務研究
對監獄圖書館的研究還要注重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在宏觀上研究監獄圖書館建設的性質、模式、制度、影響因素等；在微觀上研究監獄圖書館的圖書采購、流通等管理工作以及對服刑人員提供的服務和舉辦的活動。
在監獄圖書館建設的研究上，萬以仁對監獄圖書館服務宗旨、機構設置、圖書資料、資金籌措、教員來源5個主要方面進行了略述[31]。任建新從勞教所圖書室的性質、管理結構模式、根本任務和目標效應出發談論了勞教所圖書室的管理[32]。呂建明則以全國監獄圖書館建設為出發點，認為“應當從深層次上強化我國監獄圖書館的建設工作”，并提出了各級監獄管理部門應加強的工作[33]。監獄圖書館整體的研究對促進監獄圖書館建設和發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但目前的研究為數不多，也不夠全面。
在監獄圖書館管理工作的研究上，孟繼紅提出了社會各界在向監獄圖書館贈書時，需要考慮監獄圖書館特定的服務對象為服刑人員，同時還對監獄需要的圖書進行了列述[34]。孫悅津則從監獄圖書目前的現狀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出發，提出豐富圖書種類、出臺圖書管理辦法等對策，并認為監獄的圖書管理工作應向規范化、合理化、信息化方向發展[35]。監獄圖書館管理工作猶如公共圖書館管理工作，卻又不同于公共圖書館管理工作，其服務的對象明確，因而其管理要更為細致，對館員的挑戰也更大。
在監獄圖書館為服刑人員提供服務的研究上，主要集中于為服刑人員提供閱讀引導和閱讀治療上。例如，周健宇通過調研服刑人員的閱讀傾向，分析了其與普通讀者之間的差異及其閱讀心理與需求，并以此提出了開展閱讀引導、閱讀療法的建議[36]；隋文杰等人對閱讀療法在監獄圖書館實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了研究[37]；萬宇提出了在監獄圖書館實施閱讀療法需要注意的地方[38]；韓向陽對參與讀書活動的服刑人員進行了調研和分析，認為日后開展讀書活動要加強對閱讀的指導[39]。此外，林爽注意到我國監獄中有外籍服刑人員，提出了監獄圖書館為外籍服刑人員服務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途徑[40]。監獄圖書館在服刑人員中開展閱讀服務和治療，有助于引導服刑人員思考、領悟，有利于對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
對監獄圖書館的研究應該在宏觀上重視建設、發展和管理模式的總結與規章制度和評估標準的建立等，在微觀上應該加強圖書的“三化”管理、圖書館員素質的培養、圖書館服務的多元化和針對性。
5 、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5.1 研究的不足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對監獄圖書館的研究有較多的不足，主要體現在：①總體研究少，斷層現象明顯。我國監獄圖書館自創建至今已不斷發展，現今越來越多的公共圖書館在監獄建立分館、圖書流通站或讀書基地等，但監獄圖書館的研究文獻總數卻不多，研究也出現了斷層現象。究其原因，恐怕與我國自民國以來的歷史、政治等因素有很大關聯。 ②研究范圍窄、深度不夠。上文所述的幾個研究主題中，對監獄圖書館所涉及到的各個要素、各項工作未能深入、細致地研究，如圖書的采購、流通管理，圖書館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圖書館空間安排，圖書館員的素質，圖書館提供的參考咨詢、圖書推薦和閱讀指導等服務。 ③實踐工作研究多于理論研究，未形成指導性理論。對監獄圖書館的實踐工作的研究較多，但并未形成具有指導性的理論，且目前的研究對監獄圖書館的建設和管理指導作用不大。 ④國外經驗介紹少，歷史研究少。目前，國外監獄圖書館的發展已經較為成熟，但國內的研究中對國外情況介紹較少，不利于我國監獄圖書館建設的借鑒；同時國內對于監獄圖書館的緣起和發展歷程的研究較少，不利于研究者對監獄圖書館的認識。 ⑤監獄工作人員的參與研究少，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開展。研究者多為省、市圖書館和高校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他們對監獄圖書館的了解必然較少，而掌握服刑人員情況和監獄圖書館情況的監獄工作人員卻很少對該領域進行研究，當然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如果他們能夠參與研究，有關監獄圖書館的研究則可以更加深入和具體。
5.2 研究展望
我國有關監獄圖書館的研究雖然也有一定的歷史，但是從數量上來看，其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許多主題有待深入、拓展，有許多空白有待填補。筆者以為，未來可研究的方向有許多，主要可以分為：對監獄圖書館歷史的研究，了解起源和發展歷程才能更好地認知未來；對監獄圖書館法律法規和制度的研究，了解法律法規的要求才知道為何要建設監獄圖書館；對建設監獄圖書館涉及的要素的研究，了解影響因素才能明白如何進行監獄圖書館建設；對國外監獄圖書館的研究， 了解國外情況才能有所借鑒以避免建設過程中走彎路；對監獄服刑人員的研究，了解服刑人員的特點和需求才懂得怎樣讓監獄圖書館有針對性地為服刑人員提供服務；對監獄圖書館服務的研究，了解服務的功效、對圖書館及其服務進行評估才能讓其發展地更好。此文原載《圖書館建設》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