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法學的興創和成長，是一個透過現代學術體制、教育系統和出版機制而展開的過程。法政雜志作為其中的重要工具與媒介，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僅如此，立憲、法治的生命大本，常常要由法政雜志來表達、承載與收藏。同樣，中國近現代的法政（立憲與法治）調適和革命，亦與法政雜志的興衰起伏息息相關。或者說，法政雜志的命運，是中國立憲與法治命運的一個縮影。因此，對近百年來的中國法學、法政所展開的歷史研究，必須包含對法政雜志史的透視與解讀。此種透視與解讀的問題、方法和角度，當然可以也應當是多元的。譬如知識史的視角，社會學的方法，文化的解釋，均可采用；法政學人的類型與法政雜志的異趣，法政雜志與社會法政思潮的關系，一本法政雜志的生命歷程等等問題，亦需要專門的探究。
本文主要對近代法政雜志的興盛予以介述，并重點述說、評論近代法政雜志的宗旨或精神。前者將使我們知悉近代法政雜志的規模與生長場景，后者則讓我們直通近代法政雜志的中樞或大腦。
一、近代法政雜志的基本生態
根據有關近代中國中文期刊目錄的書籍及一些館藏文獻[1][2]，中國近代法政或法律雜志（期刊）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1）法律法令類，如《立法專刊》、《內政法令月刊》、《法令周刊》、《法令周報》；（2）司法實務類，即各級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門發行的法院公報、司法公報、司法匯報、司法月報、司法半月刊、司法旬刊、司法雜志等；（3）法政知識（常識）類，如《憲政白話報》（漢口，請愿速開國會同志會，1910）、《法律常識》（沈陽，東北法學研究會，1930）、《民眾法律常識周刊》（上海中國法律編輯所，1932）、《法律知識》（北京，法律知識社，1947）；（4）法政學術類。本文關注的僅限于學術類的雜志，故本文所稱“法政雜志”，系專指法政領域中的學術雜志。
粗略統計，從清末到1949年，陸續創辦的法政雜志大約有150種，其中，清末20余種；民初至1926年30余種；1927至1949年90余種。為了概觀近代法政雜志的基本狀況，我們首先按此三個時間段，來描述近代法政雜志的基本生態。觀察此不同時間段中法政雜志的生長態勢，可以發現，近代法政雜志的興辦，明顯呈現出逐漸增多且日益偏向法律學（“政學”與“法律學”漸趨分離）一域的趨勢。尤其是到了1940年代，新創、復刊和延辦的法政雜志，已是道異風多，蔚為大觀了。
清末創辦的20余法政雜志是：《譯書匯編》（《政法學報》，1900）、《法政雜志》（日本東京法政雜志社，張一鵬，1906）、《預備立憲官話報》（上海預備立憲社，1906）、《憲政雜志》（上海憲政研究會，1906）、《北洋法政學報》（由《學報》和張一鵬《法政雜志》合刊而成，1906）、《北洋學報》（天津，北洋官報總局，1906）、《地方白話報》（保定，王法勤，1906）、①《新譯界》（日本東京，范熙壬，1906）、《中國新報》（日本東京，楊度，1907）、《法政學交通社雜志》（孟森、孟昭常、楊蔭杭、秦瑞玠等，1907）、《法政學報》（日本東京法政學報社，沈其昌等，1907）、《牖報》（李慶芳，1907）、《大同報》（恒鈞，1907）、《預備立憲會公報》（上海預備立憲會，孟昭常等，1908）、《學海（甲編）》（北京大學留日學生編譯社，1908）、②《法政介聞》（柏林，留德法政學生馬德潤、周澤春，1908）、《廣東地方自治研究錄》（盧乃潼等，1908）、③《福建法政雜志》（福建法政學堂，1908）、《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會雜志》（日本東京，“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會”，1908）、④《憲政新志》（吳冠英，1909）、《北洋政學旬刊》（由《北洋法政學報》改成，吳興讓等主編，1910）、《法政雜志》（上海法政雜志社，陶保霖，1911）、《法學會雜志》（北京法學會編輯部，1911）、《北京法政學雜志》（北京潮州會館，1911）、《法政淺說報》（北京，1911）。
民初至1926年，主要的法政雜志有：《言治》（北洋法政學會，1913）、《憲法新聞》（北京憲法新聞社，李慶芳，1913）、《法政學報》（北京法政同志研究會，1913）、《憲法公言》（北京，秦廣禮，1916）、《政法學會雜志》（北京，政法學會，1917）、《法政學報》（月刊，北京法政專門學校，1918）、《社會科學季刊》（北京大學法學院，1922）、《法學季刊》（《法學雜志》，東吳大學法學院，1922）、《法律評論》（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社，1923）。
1927至1949年，法政雜志如雨后春筍，紛紛破土生長，其數量約為前26年的兩倍。比較典型者，除第二時期的《法學季刊》（《法學雜志》）、《法律評論》等續辦之外，主要是：《上海法科大學月刊》（1928）、《中華法學雜志》（謝冠生，1930；中華民國法學會，1936）、《法政季刊》（上海法政學院，1930）、《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1930）、《法學叢刊》（月刊，中華民國律師協會，1930）、《法學季刊》（南京三五法學社，1930）、《現代法學》（上海現代法學社，郭衛，1931）、《法學專刊》（北平大學法商學院，1933）、《法治旬刊》（南京法治旬刊社，1934）、《震旦法律經濟雜志》（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1944）、《憲政》（重慶國訊書店，1944）、《新法學》（月刊，上海新法學社，1948）。
以上各個時期的法政雜志，乃是由各種不同的組織、人員所創辦或主辦。（1）各法政專門學校和綜合性大學法學院創辦，如《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季刊》（1923）、《廣東大學法科學院季刊》（1925）、《上海法科大學月刊》、《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法專特刊》（重慶法政專門學校，1930）、《山西大學法學院季刊》（1937）。（2）各種法學會組織主辦，如《中華法學雜志》、《法學月刊》（北京，民國大學法學研究會，1925）、《上海法學院憲法研究會會刊》（1933）、《山東法學季刊》（中華民國法學會山東省分會，1937）、《法學月刊》（中華民國法學會湖北省分會，1947）。（3）各種律師協會（公會）主辦，如《法學叢刊》、《法治雜志》（廣州律師公會，1946）。（4）法政科學生創辦，如《譯書匯編》（《法法學報》）、《法政月刊》（上海法政大學學生會，1926）、《法軌》（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同學會，1933）、《東吳法聲》（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生會，1933）、《法聲半月刊》（廣東法科學院學生自治會，1935）。
各種法政雜志所刊載和傳達的思想學術內容，亦有不同。此處所謂思想學術內容，乃指思想、知識的綜合與分科性質。因近代法政之義，實際包括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乃至社會學，而非僅限法律學，故其法政雜志按其學術內容予以劃分，大體上有法政綜合類、法律學類、法政專題類。法政綜合類者，如《法政雜志》、《政法月刊》（山西省立法學院，1921）、《社會科學季刊》、《政治經濟與法律》（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法學院，1931）、《法政季刊》、《震旦法律經濟雜志》、《法商論壇》（南京法商論壇社，1948）。法律學類者，多數法政雜志，尤其是中華民國時期的大部分法政雜志，都屬于此類。法政專題類者，有《憲法新聞》、《憲法公言》、《公民雜志》（上海，公民雜志社，1916）、《四川籌備省憲周刊》（四川省憲法會議籌備處，1923）、《民權》（廣州民權社，1923）、《人權》（月刊，北京人權雜志社，1925）、《法醫月刊》（上海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1934）、《民憲半月刊》（重慶民憲半月刊社，1944）、《憲政》、《民權月刊》（成都民權月刊社，1948）等。
這里，再選取《譯書匯編》（《政法學報》）、《法政雜志》、《法學會雜志》、《法學季刊》（《法學雜志》）和《中華法學雜志》5種，略作介述。
《譯書匯編》（《政法學報》），是中國近代法政雜志的開山者，1900年12月6日由留學日本法政等科的戢翼翬、雷奮、楊蔭杭、楊廷棟、金邦屏、章宗祥、曹汝霖、錢承志、吳振麟等，共襄其事，在日本東京出版發行。意之所在，以譯輯歐美日本的政治法律為主，包括外交、財政、教育、警察等方面。從各期實際內容來看，其所輯刊者，大多是歐美日本法政經典、名著或專論，主要有美國伯蓋司的《政治學》；德國伯倫知理的《國法泛論》、耶林的《權利競爭論》（今名《為權利而斗爭》）、海留司烈的《社會行政法論》；法國孟德斯鴆的《萬法精理》（今名《論法的精神》）、盧梭的《民約論》（今名《社會契約論》）；英國斯賓塞的《政法哲學》（又名《政治哲學》）；日本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樋山廣業的《現行法制大意》、井上毅的《各國國民公私法考》、戶水寬人的《法律學綱要》、宮國忠吉的《警察學》等。其中，有一些是西方思想、法學名著名篇（如《萬法精理》、《權利競爭論》）最早的中譯文本。1903年4月，《譯書匯編》更名為《政法學報》，以刊載中國學者的法政文論為主（此舉實際上開始于1902年第9期），如耐軒的《立憲論》和《論法學學派之源流》、法攻子的《世界五大法系比較論》、亞粹的《論法治國》、偉璠的《行政法概論》、研究政法生的《立憲政治主義之由來》等。停刊時間未詳。以上所列，顯示出作為中國近代首份法政雜志的《譯書匯編》（《政法學報》），最早集中譯介歐美日本的政治法律思想，使中國人知曉西人強國之文化、思想本原，且正式揭開中國學者了解、研究現代法學的序幕。馮自由曾評論說：對《譯書匯編》，“時人咸推為留學界雜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學生次第倡辦月刊，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謂《譯書匯編》實為之倡也。”[3]（P.55）因此，它對于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更興、法政改革（革命）和法學成長，以及法政雜志的興隆，實有創辟開基之功。
《法政雜志》，創刊于宣統3年2月，其發起人都是當時名重法政（學）界的英才俊杰：方表、沈鈞儒、林長民、孟森、孟昭常、邵羲、金泯瀾、秦瑞玠、高鳳謙、陶保霖、陳承澤、陳時夏、陳敬弟、陸爾奎、賀紹章、張元濟、雷奮、楊廷棟、蒲殿俊、蔡文森、熊范輿、劉春霖、劉崇佑、劉崇杰。這些人大多曾留學日本法政科，且是清末立憲派中有影響的人物，具有以法政之學拯救時局的深切情懷。所以，該刊是清末立憲派的重要思想輿論陣地。在其創刊號（第一年第一期）上，林長民、梁啟超（署名滄江）發表了蘊深意遠的序詞，作為發刊詞。同年7月的第5期，又刊發了張元濟的《法學協會雜志序》，推闡法政雜志之四大“利”。此刊名為“法政”，旨在研究法律政治現象，但其簡章稱“立憲政體，凡政治必根據法律”，故特注重法律方面的研究。所刊文論，以法律為主。所載資料，亦多為漢譯外國法律著述和法條。所錄雜事，則兼國內外法政各領域的活動與事件。停刊時間未詳。
《法學會雜志》，作為北京法學會的會刊，可謂再三“絕而復續”。1911年6月創刊，楊蔭杭作“發刊詞”；同年10月停刊。在此時期刊布的5期雜志中，發表了沈家本的8篇文論、許世英和徐謙的《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報告書》、楊蔭杭的《英美契約法》、余紹宋的《累犯處分論》等。1912年底，章宗祥、劉崇佑、許世英、江庸、汪有齡、曹汝霖、王寵惠等續辦法學會事，并訂《法學會章程》，擬復辦《法學會雜志》。1913年2月，該刊復刊，載有沈家本的名篇之一“法學雜志序”。其后各期刊發了汪榮寶、章宗祥、江庸、鐘庚言、陳宗蕃、康有為、程樹德、董康等人的文章，并登載了日本穗積陳重、有賀長雄的漢譯論文。但歷時不過兩年，又迄于1914年12月。第3次續辦則是在7年后，即1921年。其時，江庸執掌修訂法律館。他在“發刊詞”中總結了該刊前兩次之所以不能維持于不墜的原因，認為法學會會員于文字無專責，每期論說譯稿，皆以募化為事，材料必然匱乏，且敷衍塞責，文字亦無精彩，不待刊行。而續刊則可憑借修訂法律館的人才和材料，采擇用之，必使《法學會雜志》常新久存。但該刊至1923年初即告終結。
《法學季刊》（《法學雜志》），1922年創設于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此雜志由中英文兩部分構成，中文部分名為《法學季刊》，英文部分名為《TheChinaLawReview》，以符合比較中西法律、法學的蘊涵。時任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廣州）大理院院長的徐謙書寫刊名，并致發刊詞云：“中國南部之講比較法學者，當于東吳法科大學首屈一指。”亦相信：《法學季刊》“必能有所裨益于法學”[4]（P.1）。1931年10月，⑤《法學季刊》改為《法學雜志》，為雙月刊；英文部分仍為季刊。丘漢平、孫曉樓先后擔任主編，吳經熊、盛振為、董康等人參與其事。該雜志可能是近代惟一以中英文同時印刷的法學雜志，其形式和學術水準，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贊譽。吳經熊曾指出：此刊“逐漸地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美國的羅賓吉大法官也說《TheChinaLawReview》“掀開了中國法律文獻的新篇章”，它反映了20世紀初3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法律的變化情況。它“還刊登著對法律頗有見地的評論、關于法律問題的討論以及有關法律史與哲學方面的論文……它是惟一的一份以一種以上語言發行的致力于比較法學的定期刊物。”[5]（P.69）
《中華法學雜志》，1930年在南京創刊，由南京世界學院中華法學雜志社編，謝冠生曾任主編。1936年起成為中華民國法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由中華民國法學會編委會編輯。1937年停刊。一年后，又復刊于重慶。1946─1948年轉遷上海，由大東書局出版。中華民國法學會編委會，在不同階段均由法政各學科的著名專家組成：夏勤（訴訟法學，曾任主任委員）、盛振為（民法學與證據法學，曾任副主任委員）、吳祥麟（即吳紱征，憲法學，曾任主任委員）、江一平（憲法學）、王齡希、燕樹棠（法學理論）、盧峻（國際私法）、樓桐孫（法學理論與民法學）、管歐（行政法學）、費青（法學理論與羅馬法）、何襄明（法學教授）、陳丕士、陳霆銳（英美法與商法等）、吳經熊（法哲學）、吳學義（訴訟法學）、吳傳頤、李浩培（國際法）、史尚寬（民法學）、林紀東（憲法學）、芮沐（民法學）、洪蘭友、洪文瀾（民事訴訟法學）、張企泰（民法學）、張志讓（法學理論與憲法學）、張慶楨（法制史與刑法學）、孫曉樓（法學教育與勞動法）、查良鑒（國際私法）、梅仲協（法學理論與民法學）、楊兆龍（法學理論）、楊幼炯（政治學與憲法學，曾任副主任委員）、戴修瓚（民法學）等。由此不難看出，該編委會聚集了當時法政學的名流俊杰。雜志各期所發表的文論，亦主要出自知名法學者（法學家）包括上述編委會成員的手筆。其間曾編發“歐戰后新興與共和國憲法專號”、“憲法專號”、“中國司法制度專號”、“中國法治問題專號”等。從編委會成員和大部分作者的學術造詣與地位，可以認為，該刊的確代表了近代法政雜志的最高學術水準，屬于近代法政雜志的中堅。
二、近代法政雜志的起因
近代法政雜志為何紛紛問世以致達成大觀之局？對此，人們當然可以用“應運而生”四個字來揭曉與交待。但這些法政雜志應何“運”（指時機）而生？為何此“運”來臨而法政雜志必生？何“運”生何種法政雜志？諸如此類，仍是需要透析和解釋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此所謂“運”，是近代各時期的重大法政運動或事件。這些運動或事件，是法政雜志紛至沓來的直接誘因。例如清末有預備立憲之舉，遂有清末各法政雜志的興辦，如上海學者組織有憲政研究會，“及立憲詔下，于是復刊憲政雜志，以餉天下，將以磨上牖民，使愚者自明，柔者自強，可謂當務而知所急者也。”[6]（P.1）20年代的《法律評論》的創設，要因乃領事裁判權問題：“本刊誕生于民國12年，彼時正去華盛頓會議不久，法權調查團，方將來華，70年來中國所受領事裁判權之苦痛，一時有昭蘇之望；顧所謂廢除，所謂調查，均須以實際上中國之司法情形為依據，欲滿足吾人之要求，必須作最大之努力，本刊問世之動因，要在于此。”[7]（P.1）
1934年由南京“中國法治勵行社”主辦的《法治旬刊》，亦隨30年代的訓政與法治運動而興。其發刊詞曰：“本社諸同志盱衡時局，審察社會，鑒諸環境，揆度需要，始有本刊之發行。然則今日之中國，極為需要者何耶……際茲內憂外患紛起迭乘之時，需要之重且大者莫過法治。”相比于教育、經濟、農產，法治是綱領和國家圖治之本[8]（P.1）。這即是說，中國需要法治，所以需要《法治旬刊》。
但是，歸其根究其底，所謂“運”者，乃是“國運”、“時運”。自清末以降，中國的急務，莫過于在危局中求自保、自存、自強。在此萎敗將亡的時代，法政雜志亦不能不承擔救時救國和匡扶天下的重任。這乃是近代法政雜志頻頻問世的根本動因。1907年，湖南留日法政科者徐公勉，在為《法政學交通社雜志》所寫的發刊詞中，稱“法政之學”為“救國之學”，他寫道：“問今日有何種學科，可救我國之危亡，曰：法政也。”“救中國今日之危亡者，法政學科也。”那么，“法政何以能救我國之危亡”?徐氏認為，就學理而論，法政乃一國立國和長治久安的根本。因“有法政以為國家根本上之規定，范主治者、被治者、甲民族、乙民族于共同秩序中，君權民權于以調和，公權私權于以確定，滌除君主專制貴族專制之陋，人人從事于自由競爭，……”。再從我國情勢與法政的關系看，思想學術界和朝野之士，多以為第一要務，或整頓軍事，或整頓財務，或整頓教育，而法政一途“皆視為第二義以下之事”.而徐氏則詰問道：“豈知脫離法政范圍，毫無軍事、財務、教育之可整頓耶？”他說：“蓋法政者，為維持秩序之學，為萬法匯總之學。無論何事，若非恃一定之法制以為保障，則無固定力、無繼續性。”觀今世文明各國，軍事、財務、教育之行政者，“莫不在行政學范圍中，以研究行政法規之適用；而行政法規之制定，又莫不在行政法學范圍中，以研究行政上立法之原理。”[9]（P.1-4）此徐氏所以稱“法政之學”為“救國之學”，亦所以欣喜于《法政學交通社雜志》之設，更所以寄語于《法政學交通社雜志》能夠“遐思偉抱”，以法政之學救國家的萎敗危亡。同年，另一份法政雜志《大同報》闡明其創辦之因：中國“果無救亡之術乎？曰：立憲而已”。中國“若其不亡，則亦必改專制而成立憲，故曰：立憲乃所以救中國也”[10]（P.3-4）。兩年后，《憲政新志》也說：“比年以來，中國先識之士，知專制政體不足以競存于今之世，乃揭橥立憲主義，相與號謼于天下。”[11]（P.1）所以，《憲政新志》亦崛起而加入“揭橥立憲主義”的行列。
1911年，正是清朝風雨飄搖之際，亦是中國危亡加深之時。值此之際之時，梁啟超的《法政雜志序》有言：“今日欲求分科雜志之發達，則最要者莫如政法矣。”因亂局當頭，“朝野達識熱誠之士，日以憲政相呼號”。但憲政必以國民法律觀念與政治能力為根底。“憲政政治，質言之，則法治的政治而已，人民的政治而已。人民非涵養于法律精神者深，則雖有良法，等于僵石。人民非感興于政治趣味者厚，則雖予以參政權，亦棄置不用；即用矣，而終不能淬厲以圖進也。”而中國數千年來，人民桎梏于專制，法律觀念薄弱，政治能力亦低，何以實行立憲政治故欲行立憲政治，必須養成國民法律精神，發育國民政治能力。此種養成與發育，一方面在于法政之書的流通，另一方面則是法政雜志的勃興。因此，“今法政雜志社有發刊法政雜志之舉，吾知其于國民之法律觀念與政治能力，必將大有所造也，乃樂為之序。”[12]（P.1-4）梁氏的法政（法政學）濟時救國之心，此序可鑒。
民國時期的法政雜志之興，亦常源于時局的困頓與敗落。僅以《法學叢刊》（1930）為例。該刊自語創立于“國難關頭”和“荊天棘地之中”，其發刊詞公告天下：“國難亟、民生蹙、綱紀墜、正義亡。是時也，中華民國律師協會法學叢刊，呱呱一聲，偕憂患以墮此荊天棘地中。起脆立紀，息爭杜亂，滌舊染而啟新規，靖橫流而開盛治，斯哲人志士、黨國名賢，奔走呼號、孜孜不倦以求之者。茲刊曷敢后人哉。懔茲使命，若涉春冰。披歷蘄向，告我袍澤。”[13]（P.1）以如此泣淚滴血而又豪邁雄壯的言語來宣告一雜志的誕生，在中外學術雜志史上可能亦屬罕見。
三、近代法政雜志的宏旨：“致用”與“求是”
法政雜志的起因，實際上決定了它們所追求的宗旨。梁啟超曾把“宗旨定而高”視為優良報章雜志的重要標準。他說：“凡行一事，著一書，皆不可無宗旨。惟報亦然，宗旨一定，……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譎諫而逗之，以一報之力而發明一宗旨，何堅不摧？何艱不成？”[14]（P.752）
近代的各種法政雜志，亦各定其宗旨，作為“主腦”或“宗主”。
不同的法政雜志的宗旨，又各有差異：它們或專注于西書西文西法的譯介，或傾力于中西法律的比較，或用心于中國自身的法律制度與思想的闡發。
注重譯介者，如早期的《譯書匯編》，已見前述。又如《新譯界》，其目的之一，在于通過翻譯世界政法（含政治、經濟、法律三目）書籍以啟蔽通塞，欲“變吾國政法界為極良政法界”。為此，要“揀擇世界最新之學理，以輸入吾國，為吾國所適宜者則取之，否則棄之。”[15]（P.22）還有《法政介聞》，其簡章稱：“本報專注在歐美各國法政，次第輸入海內，以擴充我國人法政之觀念。”研習法政有年的施愚在《法政介聞序》中開宗明義：“法政介聞，介其所聞于所見之國，以遺吾國人而資其普及者也，以相與商榷推究而求其是焉宜焉者也。”[16]（P.1-4）
偏向中西比較者，以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季刊》為例。東吳法學院屬于中國近代比較法學的重鎮，其學術刊物自然要關注比較研究、介紹中西法律的學術取向。故其雜志中文部分最注重者有四：（1）介紹法學上的重要學說；（2）研究關于法律的具體問題；（3）將中外同種類的法學問題合并起來作分析的比較的研究；（4）擇優翻譯關于法學上的名著[17]（P.1）。而英文部分的趣旨是：引進國外的法律原理，并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法律和法學成果；推進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較研究；在中國廣泛宣傳和推廣這些法律原理的知識，為中國法律的改革作準備。中文部分重視外國法，英文部分則關注中國法[18]（P.196）。由此顯見中、英文部分既各異其趣旨，又統貫一神髓。
重在用力于中國自身的法治與法學者，首推《中華法學雜志》。該雜志自中華民國法學會接辦后，即以中華民國法學會綱領為其使命和宗旨，但到40年代末略有增添。中華民國法學會的基本綱領為：“（1）確認三民主義為法學最高原理，研究吾國固有法系之制度及思想，以建立中國本位新法系；（2）以民生史觀為中心，研究現行立法之得失及改進方法，求與人民生活及民族文化相適應，并謀其進步；（3）根據中國社會實際情形，指陳現行司法制度之得失，并研求最有效之改革方案；（4）吸收現代法學思想，介紹他國法律制度，均以適合現代中國之需要為依歸；（5）闡揚三民主義之立法精神，參證其他學派之優劣，以增進法界人員對于革命意義及責任之認識；（6）普及法律智識，養成國民守法習慣，以轉移社會風氣，樹立法治國家之基礎。”[19]（P.1）
此六大綱領，作為《中華法學雜志》的宗旨，被簡化為：“本志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之法學原理，研究我國固有法系之制度與思想，討議現行立法之得失，并介紹各國最新之法律思想及制度。”并聲明，為達其宗旨，其“論說”欄目文章旨在闡明上述綱領所定之思想，并評論各項與法學有關的問題；其“專著”欄目專登法學系統的研究文字；其“譯述”欄目刊載翻譯各國有價值的法學論文或資料[20]（封底）。1938年，《中華法學雜志》復刊時，居正亦重申此旨：“本刊發行之始，吾人即以培養國人法律觀念、充實法制本身之質體、并作法學之深邃研究，以冀樹立中華民國之新法系，進而謀法治精神之奠定諸點，懸為鵠的。”[21]（P.656）40年代末所變更者，在于增加了“在目前并應注意（抗戰）建國期中法治精神之發揚與法治基礎之確立，以及復員后一切法律問答之探討”[22]（P.85）。不過，此所增添者，實仍蘊涵于前述綱領之中。
歸結而論，近代法政雜志的宗旨，不外乎兩途：（一）求中國法治（現代法政體系）的建設；（二）求中國法學（現代法政之學）的盛昌。前者為“致用”，后者為“求是”。“致用”必以“求是”為基石，“求是”又以“致用”為鵠的。下面分而敘述。
（一）近代法政雜志之“致用”
中國近代法治的開啟和演進，究屬“自覺建設”還是“自然成長”，在近代法政學人中已見歧論。但他們對于法政雜志推助法治的意義與意向，卻是眾口一詞地予以肯定和宣揚。倡言“自覺建設”者，往往賦予法政雜志以“建構法治”的神圣使命。主張“自然成長”者，也認為法政雜志必須為實現法治而盡職盡責。正如夏勤所言：“據吾人之所信，所謂法治，必須自然而成長，決不能望移植以成就。換言之，必其基礎建筑于全國民眾之上，庶幾可以根深蒂固，不畏破壞，歷百年而不弊也。惟是法治思想雖必遍殖于全民，貫輸之責，究須希望于少數。同人不敏，深愿分擔重任，追隨于諸先覺之后，此本刊之所以誕生、所以努力者也。”[7]（P.2）以上兩條道路、兩路人馬及其所寄望于法政雜志者，綜合觀之，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思想輿論的倡率。近代中國立憲、法治的啟動與進展，無疑是要受定與受制于各種內外的社會政治文化力量。而思想輿論常常被視為一大不可忽視的基本動力與前導。常言道：“言論者，事實之母也。”“理想者，事實之母也。”各法政雜志闡發理想，變動風氣，形成強大輿論之勢，必可推開立憲與法治的一些阻力，并推動立憲與法治的前行進步。甚至好發空論亦并非完全于事無益無補。觀“30年來動撼社會之力，必推雜志為最巨。……事實難變，而精神易于聳動，此為自然之勢，無可如何。夫徒發空論，誠無益。然使人人之心思，頑固不變，而欲求事實之改變，不可得也。……語曰：一紙書賢于十萬師，就卅年來事觀之，誠哉其然也。”[23]（P.379-381）近代一些法政雜志，紛紛議論立憲、法治的意義，聚語倡言立憲、法治的主張，乃至以立憲、法治為其辦刊的宏大宗旨，即是抱著言論、理想為事實之母的立場，意欲以言論、學理奠定立憲與法治之基，開辟立憲與法治之路。如《大同報》有感于“天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為力”，每一個人均需盡國民的責任，乃以“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開國會以建設責任政府”等主張，號召國民和輿論。《法律評論》的中心目的，在于“為中國百年大計而奮斗，促成法治之實現也”（夏勤）。《法學叢刊》“誓以江河赴海之精神，開世界法治之新紀”。《法治旬刊》的期望，亦是“我國法治前途日趨光明”。諸如此類的表白，可以起到振發聾聵、激勵意志和奮發精神的作用。
第二、推動法律制度的興革與改良。國家法律興廢改進之事，廣雜繁復；況且，近代中國的立法一方面需要近取本土風俗習慣，另一方面需要遠借外洋法律制度，故立法機關非網羅天下明情明理明法之博學專才不為功。但此類明情明理明法之士的智識與經驗，畢竟有限、有蔽，仍不足以單獨完成其事。而法政雜志正可既研討又監督，提供法政學界的意見，促進法律政治的改善。近代法政雜志所欲“致用”者，重點即在于此。張元濟為《法政雜志》（上海）所寫的序詞中，稱此種功能為“雜志之利”。他認為：此“利”主要在能利于法律的良善。其“利”之一，在起草法律者致法律不善之時，“若有學會焉，于法令之已頒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糾正，以雜志公布之天下，則修訂者可藉為攻錯；執行者可預為補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為正當之訴愿。”其“利”之二，在政府或要人意欲違背法理致法律不善之時，“若有學會焉，于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頒行之際，預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謬誤，先為痛論其得失，則政府或有所顧忌，未敢任意雜以私見。即起草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藉以自壯，不敢終于緘默。”[24]（P.2）1921年7月，主持修訂法律館事務的江庸對復刊的《法學會雜志》重新規劃，改變過去該雜志“僅普通之法學雜志”的定位，“今則于研究法學之中，有專注者一事，即商榷民商法之重要立法問題是也”。江庸指出：中國立國最久、幅員最大、民情風俗因地而殊，民商法立法之難可想而知。若閉門造法，未必合用。故“關于重要之立法問題，正宜集思廣益，征求多數人之意見，以決其從違，庶能成一完好之法典”。修訂法律館可借續辦《法學會雜志》的機會，利用該雜志，使館中館外法學者研討切磋，以“收他山攻錯之效用”。江氏特別強調，此旨趣“較前兩次深切而遠大”[25]（P.2）。《法政學報》亦同樣持此種宗旨，認為：“夫研求學術，宜集眾長；修訂法規，尤資討論。情形洞悉，具政治之萬能；統系厘然，得法理之神髓。至根據學說參考事例，固學者之所有事，亦立法之所必需。”[26]（P.2）此即該雜志所裨益于法律者。《法律評論》則一向用心致力于關注司法制度改革。“關于司法制度之興廢改進有所主張者，不問其意見與本社同人合否，一律登載，期得反映各方之見地，以資法界之借鏡參考。”[27]
如1925年1至3月各期，刊載了《就改進司法計劃略陳鄙見》（陳瑾昆）、《改革司法意見書》（賀揚武）、《整頓司法意見書》（羅進修）、《改良司法意見書》（邵修文）、《改良司法意見書》（黃綬）、《改良司法意見書》（沈國楨）、《改良司法意見書》（王樹榮）等。30年代初，《法律評論》也發表了不少關于司法制度改革的論文、時評。此外，《中華法學雜志》各專號的刊布，東吳《法學雜志》“司法制度專號”、“檢察制度專號”、“勞動法研究專號”的印行，同樣表明這些雜志之于中國法律改革的良苦用心。
第三、闡釋法律，以利施行。在張元濟看來（見《法學協會雜志序》），法政雜志之“利”，除了改良法律之外，就是推闡原理，解釋法律。他說：各國解釋法律的書籍，汗牛充棟，學派頗多，以利官吏執行法律。此類解釋，終歸要符合立法本意，不悖天理人情。“故若有學會雜志，于已刊行之法令，共為研究，而加以箋注解釋，則非特可祛誤解法令之弊，且可防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結果。”而對于民眾，法律闡釋也必不可少。因法律文字于嚴謹中常含歧義，以普通人的見解觀察，易失其精意。所以，“非有學者，將法律之精意，時時推闡之、演繹之，作為淺說，以指導國民，則雖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而法政雜志用力于此，對于法律的施行“補助必多”。在近代的法政雜志，特別是20年代以后的法政雜志中，許多雜志設有“法律解釋”欄目，且熱衷于刊載推原法條、剖析判例的文章，正切合了張元濟的見識。
第四、宣傳法治主義，培養法治國民。中國新式法政制度的創設與法治的養成，必待國民的覺悟和參與。因此，普及法律思想與常識，以養成立憲國、法治國、民主國的國民資格，就成為近現代中國法治必須完成的基礎建設。清末以來，言者道者，均力倡“立憲國民必備法政知識”、“法治國民必有法律觀念”、“民主國民必具法治精神”。近代法政雜志，亦汲汲于斯。而其開端，當是清末預備立憲時期。如上海立憲人士的刊物《預備立憲官話報》，“專以開化風俗，改良社會，使人人有預備立憲之資格為宗旨。”它以極其清楚顯明的語言宣告：“我們想要四萬萬同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個個曉得預備立憲，所以這預備立憲官話報才出世了。”[28]（P.315-318）1907年，《法政學交通社雜志》的發刊詞曰：人民先無法政上的常識，則不知法律為何物，自身與法律的關系為何事，又何以視法律為固軌常規而自覺遵守。所以，法制教育實乃我國法政興革的第一要務：“我國改良法律，雖為至急至要之事，然提倡人民法律思想，尤為急中之急、要中之要。”一年后，著名的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刊發《預備立憲公會報》，亦同樣奉此宗旨：“預備立憲公會報，何為而作也曰：欲使人民知立憲之所有事，而促其進化之思也。”[29]（P.427）至民國時期，各種法政雜志幾乎都懷抱此種理想，力求涵養人民于法律思想與精神之中。《法政學報》認為“法治國之精神”，在于使人民知權利義務之要，以責任為心。但如果“政治常識之不普及，法律思想之未灌輸”，則“法治國之精神”無由生矣。《法政學報》正為此而刊發[6]（P.1-2）。山東法治協進會的《法治月刊》之“志意”，即在于“傳播法治”和“普及守法觀念”。其發刊詞曰：“非人人具備法律智識，不足以收法治之效用。……是以文明各國關于法治之印刷品，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人民有法律范圍內之自由，官府無舞文弄法之惡念，此傳播法治不宜容緩也。”又曰：“即今之談治體者，亦以養成法治國為第一要圖。而法治國之何由養成？則必守法觀念，普及人心，使人民咸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懔乎莫敢或犯不可也。”[30]（P.3-4）其他法政雜志，如《中華法學雜志》、《法學季刊》（河南大學法學院，1929）、《法治周報》（司法行政部法官訓練所，1933）、《法治》（江西法治旬刊社，1946）、《法學月刊》等等，亦莫不宣示“普及法律智識、養成法治觀念”的意旨。
以上法政雜志欲“致用”諸端，在求以立憲和法治為核心的中國現代法政系統的誕生。而其用心最著，且統貫諸端，需要進一步述說者，是對“中國本位新法系”的追求。
建立“中國本位新法系”，既是中華民國法學會的首條綱領，也是《中華法學雜志》的首要宗旨。不過，此種愿景，在30年代成為不少法政學術組織和法政雜志的共識。1930年初由中華民國律師協會創辦的《法學叢刊》，如其發刊詞所言，使命之一，就是“樹立中華法系”。這種法系，“乃三民主義的中華新法系是已。”而叢刊“愿為樹立中華法系之先鋒”。同年底，南京王用賓、李懷新、謝冠生、樓桐孫、王寵惠、端木愷等成立三五法學（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研究法學）社，欲求新中國法系“與大陸、英美兩系鼎足而立于世界”，并遵循法學社宗旨刊布《法學季刊》。在該刊第1期上，首篇“論著”，即焦易堂的《新中國法系與世界大同》一文。此文認為，中華法系原本幾乎成為法制史上的名詞，但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原理原則的指引，一方面依據固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的共同理想，另一方面采擷大陸、英美兩大法系的長處，故可“后來居上，儼然成為世界最新的一大法系”[31]（P.1-4）。1931年7月，丁元普在《現代法學》（郭衛）上亦發表《中華法系成立之經過及將來》。至中華民國法學會執掌《中華法學雜志》，謀“中國本位新法系”，逐步成為全國法學界學術研究的重要方向，正如劉陸民所概言政法界“從事建立中國本位新法系的運動”[32]（P.296）。隨后，居正、陳顧遠等人亦探討中華法系的過去及其重建問題。歷史已矣，謀求建立“中國本位新法系”，已成明日黃花，且后無繼者。但近代法政雜志和法政學人對此的拳拳之忱，以及基于文化和學理的智慧選擇，卻絕非“歐化論”、“全球化論”所可望其項背。從近百年的法治史程上來看，“中國本位新法系”只是一個皮囊，其中含蓄著的是追求民族、國家不亡以及法律民族化和思想學術自我的神髓和靈魂。皮囊雖然死了，卻未必代表神髓和靈魂也應死去。
（二）近代法政雜志之“求是”
作為法政學術的載荷，法政雜志是否應該抱持“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的立場，這在近代并未成為困擾法政學人的重大問題。當法政學人把法政之學定位為“救時經世”之學時，知識、學問、學術已然成為一種必須能夠“致用”的器物。但是，創興法政雜志諸君，并未因此而貶抑法政之學的價值。相反，恰恰是法政之學可以“救時經世”，才凸現出它的時代意義。對法政之學思之、察之、審之、辯之，才顯得尤其重要。職是之故，近代的法政雜志都清晰地表達了這樣的認知：中國法政制度的興革改良，需要有相應的文化、思想、學理的啟動和支持；法政雜志必須以“求是”而達“致用”，而不是棄“學”求“用”。略舉幾例，以顯其義。
《譯書匯編》首先有一開基性的理解。該雜志言道：當中國一跨入20世紀的大門，改革行政已成必然之勢，“于是朝野之有志者，莫不知宜取法歐美日本之制度”。“然各國之制度，非可徒求諸形跡，要當進探乎‘學理’。否則，僅知其當然，仍不知其所以然。蓋其各種之經營結構，莫不本乎‘學理’之推定。而所謂學理者，蓋幾經彼國之鉅儒碩學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諦也。”再比較中日法政興革之事，日本加藤、福澤等人“莫不以‘學理’倡導天下，誠使此理貫徹乎朝野，則游刃有余矣”。而中國維新雖先于日本近30年，但卻無告成之功。“推原其故，未始非‘學理’解否之別也。”所以，負笈外邦的法政學生，深感“輸入文明，義不容辭。課程余陰，勉力從事，爰將歐美日本‘學理’最新之書，有關于行政理財者，匯輯成編，餉遺海內”。[33]（P.1-2）這表明，在《譯書匯編》看來，究極法政學理，才是內革外移的正本。
《政法學會雜志》（1917）觀清末以來法政大勢大局，尤其力陳法政學理的探究絕不可缺，意欲彰顯法政學理的高義。主編陳鐘秀的發刊詞認為[34]（P.1-2），中國法政衰狀亂象的總病源，在于“不學無術”，即“要皆不學無術所致”。詳言之，“夫今日世界之競爭，純為政治法律之激斗，政治良否之關系國家存亡，與法律善惡之關系人類榮枯，同一重要。故觀政法之狀況，即足覘國運之盛衰。吾國政治窳敗，法律惡劣，國家將來之勢運如何，即視吾人今后對于政法之觀念如何。使于建設之策不講，致治之理不究，則國是彷徨歧路無軌道之可循，法制不適國情遺弊害于社會，將見設施政治模仿居多，制定法律偏重弊甚，而將來一切國是問題，悉由是敗矣。由是觀之，學術之關系國家大矣哉。”再總觀之中外，“英美德法國勢之發揚，論者咸歸于學術之勃興。然則吾國衰微之原因，未始非政法學術退化之惡果”。因此，“吾儕政法同人，今后所亟宜從事討究者無他，學術問題而已矣。”此學術問題具體為“對于政治，研究原理、原則，確定今后共和立憲之軌道；對于法律，參酌法理、事實，決定今后取法采制之標準。”這亦即《政法學會雜志》發刊的目的。
一些法政雜志，還主張以學術的自由與創新精神求法政學術之“是”。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的《法政學報》（1918），“以闡明學術為宗旨”，倡導獨立、自由地追求真理并共相切磋的學術態度，以光大法政學術。該雜志明確宣示：吾報產生于學術消沉晦塞之時，“雖不能醫救學術之饑餓，然討論之中，終不敢自遠于真理。故吾儕深信吾報為集思會文之學府，縱有一二矛盾之主張，亦愿其并行不悖。蓋吾儕平素之蘊蓄，故各自有見地，既不愿為懷疑的屈服，亦不愿為籠統之盲從。”[35]（P.1）此等旨義，標明了《法政學報》同人的自我期許。還有《法律評論》，在其《來稿之聲明》中指出：“關于學理上之研究討論者，本社歡迎有相當見地之文，其論旨空泛膚淺或抄襲陳說者概不登載，以本雜志為專門雜志，內容選擇不得不較嚴也。”[27]此意在于堅持學術水準，拒絕空泛膚淺之論或抄襲陳說之文，以收眾望。
其他諸如《法政雜志》（1906）、《法政雜志》（1911）、《北洋法政學報》、《法學會雜志》、《法學季刊》（《法學雜志》）、《中華法學雜志》、《新法學》、《法學月刊》等等，亦無不秉承此種“求是”宗旨，從而昌明法學。
在近現代法學思想、學術幾近空白以及西方法學潮涌而來的境況下，近代中國的法政雜志，如何選擇昌明法學的大道這顯然是比法政雜志“研原理求學術”的宣告更為切要而復雜艱難的問題。對此一極富挑戰性的問題，不同時期的近代法政雜志的回應，自然不可能千人一面，眾腔同調。本文所側目關注的方向，是關于法政之學“中外融通”和“學問獨立”的思考。
對于以“中外融通”來達成法學的昌明，近代法政雜志多有議論，且仁智互見。但鄙見以為，張一鵬在為自己主編的《法政雜志》所寫的《法政雜志之趣旨》一文[36]（P.1-5），堪稱典范。該文認為，中西的對抗乃是法政的對抗，“歐美以法治國雄天下”，中國則以道德立國，其遇歐美，猶如以卵擊石。故“居今日而欲返弱為強，轉敗為勝”，普及法政知識，發達法政之學，實為當務之急。那么，怎樣才能發達法政之學呢張一鵬觀察到時人有兩種見解：一是“國粹論”；二是“歐化論”。“國粹論”者曰：一國有一國的制度，中國立國最古，典章文物，燦然大成，何求他國。“歐化論”者則反之曰：“中國自古無法政之學。即有之亦復腐敗陋劣，不足以應今日之變。欲圖維新，必一切改弦而更張之，盡取歐美之所以致治者，以改造我國家。”張氏既不贊成“國粹論”，也反對“歐化論”。他針對“國粹論”坦言：當今天下，“由異而趨于同，已啟其端緒”，中國不能“昧世界之趨勢”。對“歐化論”，他則指出：任何國家立憲訂律，都需斟酌己國的習慣；且國情民俗對法律政治有莫大的約束力量。因此，中國也不能“自拔其數千年立國之根本，以步趨于他人之后塵”。如果走“歐化”之路，不僅與事理相悖，而且不過是“自亡而已”。運思至此，張氏的“中外融通”之路，即噴發而出。此路就是：“（1）取中國固有之特質，不惟保持之，且從而發揮之；（2）取各國共同之特質，不惟輸入之，且從而消化之。”在發揮中消化，在消化中發揮，使“國粹”與“歐風”最終達于“融會貫通”、“融為一體”的境界。為了論證此條道路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張氏稽征日本的法政改革及法政學問成長之路，認為其必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對外來之物不擇其精粗，不辨其向背，囫圇吞棗，直至無法消化而吐瀉交下（類似“歐化”或“新潮”）。第二階段，悔悟前番作派，一切務返其舊（類似“國粹化”或“舊學”）。第三階段，當上述兩個階段“皆無功效，而后于不知不覺之間，發生此融會貫通之法，是為時機成熟之最終結果”（類似“新”與“舊”的融合）。而中國已經歷第一、第二階段，正將進入第三階段，故對法政學術的“中外融通”之路，“鼓吹而倡導之者，寧非吾人不可放棄之天職乎！”這即是《法政雜志》之所本。
更進而言之，面對西學東潮的涌入對中國思想學術所造成的刺激、沖撞、裂變，乃至欲取而代之的局勢，中國法政學問的獨立生長，確為十分重大而緊要的事情。早在20世紀初年，法政科留學生就已開始覺悟和吁請“學問的獨立”。《譯書匯編》的初衷，雖為譯輯歐美日本法政著述文論，但到了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時，辦刊方針即發生重大改變，而主要發表吾人之獨立思想。其《改正體例告白》言：“凡事必求其進步，譯書之事，僅能假他人之思想，直接映之于吾，而不能即以為吾之思想。純以吾之思想發表，斯之謂學問獨立。今于此數年中，欲驟脫譯書時代而進于學問獨立時代，此固程度限之，不能驟及，然取他人之思想，即以吾之思想融會貫通之，參酌甄別，引伸發明，實為二時代過渡之要著。”故改正后的《譯書匯編》，要“專主實學，不事空談，取政法必要之問題，以與吾國民留心斯學者，互相商榷。凡吾同志，當深相許”表達自己的思想。自此期起，包括更名后的《政法學報》，極少刊載譯書譯文，而主要發表中國法政人士切事中時的著述。《譯書匯編》之所以更名為《政法學報》，其緣由亦在此。其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刊登的更名告白稱：“本編命名，向取翻譯之義，今內容既改，體例一新，未免使讀者有名實不符之感，爰自癸卯年第1期起，改名《政法學報》，體例論著，益加精善，務使此報為政法學界之燈，吾國之學者及經世家，均藉其光以為研究實行之基礎，他日政法學之發達及政法社會之改良進步，以此報為起點，則同人實有無任厚望之意。”[37]（P.99）于中西融通之間，求法政之學的獨立，《譯書匯編》（《政法學報》）無疑是一先驅者。
林長民在《法政雜志序》中，亦頗具卓識慧眼，深切倡導明察學術源流統系，以求中國法政學問的獨立。在近代歐化大潮將起之際，此種卓慧的倡言，與張一鵬“融匯中西”的理想，《譯書匯編》（《政法學報》）對學問獨立的力主，確實是近代中國法政學人最有價值的一種見識與眼光，亦是近代法政雜志所發出的回音久遠的聲息。林長民指出：“夫一國之制，固有其所取法。然其發源雖同，往往因其固有之國情與其歷史所沿襲，而變其質。學問之事，尤當明其統系之源，察其遷嬗之跡，本乎共通之則，蔚為一國國言，而后有惠學子而致之用，是為學問獨立。”什么是學問獨立？“獨立云者，非必截然不相依倚，蓋必有其特質以自異者也。”此凡百國百學問之所同。他舉例說：“歐洲學說，有大陸、英國之分；大陸之中，各國又各有其派別。日本事事采用歐制，近者亦倡獨立之論。”所以，中國的法政學問，豈有不求獨立之理？但此時中國的法政之學，遠不足以語獨立。林氏分析道：此乃因中國“學校未備，法令未明，國家諸種之作用未分劃，有研究之資而乏統馭之道。自博而約，事實繁富，或以亂其指歸。自約而博，標準未定，無以演其紛緒。”尤可憂慮者，立憲之際，“比年之間，東島政法之書，流入我大陸者不可謂不夥矣。然多其國講授之篇，而少參考之用。各省學堂之講義，亦類皆日本之政法為根據，而略示其標準。其進者則比較一二歐制，以衡其得失而已。”而要達成中國法政學問的獨立，其道術不外乎演繹與歸納兩途：“今日政法之學，在學校中當循演繹之道，自約而博，以一定之標準，博征事例，舉吾國之新法令，考之歷史，證之各國，使其緒之不棼。學校之外，尤當有種種之搜集，自博而約，隨時隨地歷舉內外之法律政治，證之以亙古不易之原則，供學子研究之資料，而予以歸納之道，并行不悖。積之既久，而后乃可以造成通儒學者，馴致而有學問獨立之日。此法政雜志之所以不可緩也。”[38]（P1-4）在林氏的心目中，《法政雜志》所期待者，就在求中國法政之學的“獨立之精神”。極端而言，“國家獨立之精神，即視學問獨立之程度”（陳鐘秀語）。依此衡之，一份中國法政雜志的趣旨，還有比這更重要而高遠的嗎？
從《譯書匯編》的創刊到1949年各種法政雜志的落幕，不過50年而已。在此50間，近代的法政雜志，起起落落、傳承轉合。“作始也微，將成也巨。”（洪蘭友語）它們或倡率法政思想、學術的方向而成一時的巨手，或推助法政思想與學術的成長而為邊緣哼吟的小曲。無論是“巨手”還是“小曲”，都無不定其宏旨，以為靈魂和向導。一份法政雜志，乃至一個時代的法政雜志，會隨著時代的逝去而成絕響，但其高遠宏大的宗旨，卻彰顯出許多時代共同的的使命、意欲與追求。在這個意義上，雜志已去，宏旨長存。
《政法論壇》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