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的法律圖書出版，可以用繁榮這個詞來形容。走進任何一個大型書店，直觀地看，法律圖書在整個人文社科圖書中所占據的份額都是巨大的。法律圖書出版業的這種興旺景象，是和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緊密相關的。也可以說，法律圖書出版業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可以預見，隨著依法治國作為國家治理主要方略的確立，法律圖書還會持續地繁榮興旺。
一、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并不是法律圖書的業內人士，但作為一名法學研究者，同時也是法律圖書的創作者和消費者，我親身經歷了我國法律圖書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是見證了我國法律圖書業從一片廢墟到現在在圖書市場上獨木成林的發展進程。
自從1979年我國法制恢復重建以來，我國的法律圖書業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此，作為一個親歷者，我認為，我國的法律圖書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1、從無到有
2、從少到多
3、從次到好
現在面對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圖書，已經很難想象當年法律圖書出版業一片廢墟的情形。我是1978年2月入學北大法律系學習的，那是一個不知法律為何物的年代。在入學之前，我在家鄉的縣公安局工作，從堆在墻角的破麻袋里，我翻到了一些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蘇聯法律圖書，這些圖書在文革中未被焚毀而能夠幸免于難，這已經是一個奇跡。在這些圖書中，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本《犯罪對策學》的教科書，此后我才知道，這本書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已故教授徐立根翻譯的。
當時并沒有想到這些圖書與我從事的職業有什么關聯。到北大以后，才知道北大圖書館是全國高校中最大的，甚至也是亞洲高校藏書量最大的，但法律圖書寥寥無幾。我們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從蘇聯翻譯出版的法律教科書，其中在刑法專業最有學術性的就是《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
記得1982年我到人大法律系上刑法專業研究生的時候，刑事訴訟法專業有個研究生，名叫孫飛，他是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我們很奇怪，考古專業的怎么考上了刑訴法的研究生，當時研究生是很難考的。他說，在北大圖書館看了《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這本書，被其內容所吸引，就報考了人大的刑法專業研究生，只是因為分數稍差，所以錄取到了刑訴法專業。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學者自己編寫的法律圖書幾乎沒有，即使有，也是政治掛帥，沒有法律性和學術性。你們看，這里有本書書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編寫的。
整個本科四年，從1978年2月到1982年2月，我們學了二三十門課，但連一本教科書也沒有。我現在研究的刑法，是在1979年7月1日頒布的，到1980年1月1日開始實施。而我們的刑法課程是從1979年9月開始的。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學習刑法這門課的時候，刑法還沒有實施。當然，也就不可能有關于剛剛頒布的刑法的教科書。當時發給我們的教學參考書是《刑事政策講義》（討論稿），編寫者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印行的時間是1976年12月。發到我手里的時間是1979年9月15日。只是到了我離開北大以后，刑法教科書才開始出版，刑法的參考書也出版了。
到人大以后購買了高銘暄教授的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是法律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的，我的購買時間是1982年9月20日，價格是0.8元。30年以后，這本書經過增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的書名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價格是88元，增加了100倍。當然，圖書的篇幅也增加了好幾倍。2012年9月29日在北師大展開了高銘暄教授這本書的座談會，在這次會上，高銘暄教授為我30年前購買的這本舊書簽名留念。我的簽名時間是1982年9月20日，高銘暄教授的簽名時間是2012年9月29日。整整30年，只多出9天。
二、紛繁多彩的征程
當時，整個法律圖書的出版都是百廢待興，出版的圖書十分有限，因此，凡是有法律圖書出版的，我們都會購買，并且認真學習，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書太多了，束之高閣，沒有時間去讀。
例如我這本《法治與人治問題討論集》，是群眾出版社1981年印刷出版的，我是1981年5月23日購買的，當時還在北大讀書。這本書我購買以后5天時間就讀完了，在書的扉頁，寫下了這段讀后感：“這是一部法學的‘百科全書’。在法治與人治問題討論的舞臺上，各種觀點競相表演。內容涉及法學理論、政治學、中國法制史和思想史、西方法制史和思想史等等。乃了解當前中國法學界之現狀的必讀書也。”依法治國的命題，在當時就已經提出來，現在才開始付諸實施，而且還存在種種爭議，可見從理想到現實的距離是多么遙遠。
從1979年到1997年，基本上完成了法律圖書的從無到有的轉變。我的第一部專著是198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碩士論文《正當防衛論》，199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博士論文《共同犯罪論》，以及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刑法哲學》。我也完成了法律圖書的消費者到生產者的轉變。1997年刑法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修訂，其他法律也紛紛頒布， 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因此，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目前，我國的法律圖書開始從少到多。
少和多是一個數量的概念，當然，多少本書也是相對的。我認為有兩個數字能夠反映法律圖書的增長狀態：一是法律圖書的年出版量的增長數字，二是法律圖書在整個人文社科圖書市場所占份額的增長數字。如果有這兩個數字，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描繪出法律圖書從少到多的增長過程。
現在，我國的法律圖書競爭是十分激烈的，包括選題的競爭、作者的競爭和圖書制作質量的競爭等。我認為，我國的法律圖書已經目前已經開始從多到好的轉變，這是從法律圖書的數量競爭到質量競爭的轉變。選題的多元化，重版率的增加都是這種競爭的結果。可以說，各種類型的法律圖書都面臨升級換代，唯有如此，才能適應法治建設和法學教育的需要。
原載《法制日報》201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