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特藏部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直接與歷史上的重要原始文獻親密接觸的機會。[1]對圖書館而言，特藏就是擁有別館不具備的獨特風格文獻。[2]許多高校圖書館藏有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源，但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物價值并沒有被廣泛認識，在書架上塵封已久無人問津。美國著名大學歷來重視本校的歷史傳統，強調傳承本校文化的精神力量，大學圖書館肩負著保存本校文化傳統的責任。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各校圖書館陸續建立了具有鮮明本校特色的“本校特藏”，在學習本校歷史、支持教學科研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大學圖書館同樣肩負著保存本校文化的責任。對美國“高校特藏”資源建設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國外同行的工作，在學習中進一步創新。[3]本文以得克薩斯大學Tarlton法律圖書館特藏部為借鑒，對西南政法大學特藏部現狀進行分析，并對其后續的建設提出幾點建議。
一、Tarlton法律圖書館特藏部簡介①
Tarlton法律圖書館特藏部成立于1884年，與法律圖書館同時誕生。該特藏部目前擁有三大類文獻：善本、古籍檔案以及越來越多的數字資源。善本有將近10000冊，涵蓋最早期的1476年的紙質圖書，到20世紀末期的精裝圖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法律詞典的收藏。自1987年《牛津法律詞典》編纂部設置在該部門后，收集法律詞典的古籍版本已經成為該部門的一項獨特收藏領域，關于美國、英國以及西歐的法律詞典的收藏多達200多卷。這些詞典包括本圖書館最古老的紙質書（《Vocabularius Utriusque Iuris1476》，本法律圖書館的第一百萬本書《Exposicions of ye Termys of ye Law of England》和第一百萬零一本書《Vocabularius Utriusque Iuris》。本部門還擁有300多本與法律相關的精裝出版物，代表著很多最優秀出版社的作品，正是因為這些優秀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使得善本特藏部的收藏達到了相當完美的境界。[4]
社會熱心人士的捐助是該特藏部藏書發展的一個重要來源，該部門至今還保留法學院成立之初本校教授O·M·羅伯特和R.S.古爾德捐贈的圖書。從那以后又連續接受了幾次重大的捐贈活動，包括得克薩斯最高法院圖書館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捐贈，Robert Lynn Batts 法官1935年的捐贈，以及更近一點的1993年的Robert Lynn Batts的女兒捐贈的其父親的遺書。從1997年以來，Chauncey D. Leake博士一直贊助購買大量的早期歐洲法學圖書以及與法律相關的優秀出版物。Joseph D·Jamail博士1999年大方贊助購買本法律圖書館第一百萬本書--《Jamail Rastell辭典》，并贊助從著名的2001年倫敦伯明翰法學會圖書館拍賣會上競拍到的64本書。一代又一代社會有識之士的捐助使特藏部沐浴著愛與關懷，不斷地茁壯成長。
Tarlton法律圖書館特藏部還擁有100多冊檔案，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與得克薩斯大學法學院相關的檔案資料，與美國法律歷史相關的檔案資料，以及與得克薩斯法律歷史相關的檔案資料。還包括所有前法學院院長和教授的論文與著作。得克薩斯大學校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Tom C·Clark的論著是其中規模最大利用率最高的藏書，共占據524直線英寸的書架。最近，該部門還對得州大學法學院教授Charles Alan Wright 的論著進行了加工整理。Wright的論文占據直線486英寸的書架藏書，這些文獻不僅包括他在擔任教師期間的學術論著還包括他在水門事件中作為尼克松總統辯護律師的工作成果。
Tarlton法律圖書館一直致力于通過網絡增加檔案文獻的獲取途徑。得克薩斯大學法律圖書館已經將Clark的部分最著名的案例進行數字化。Tarlton法律圖書館通過得州法律歷史數字圖書館將另兩個大的藏書集進行數字化：《1824-1876得克薩斯憲法》和《1836-1986得克薩斯大法官》。因為原始版本非常珍稀，而且脆弱易損，因此對它們的使用受到嚴格限制。得州遺產基金會在1999年贊助該圖書館將這些憲法進行數字化并在網上公布。2002年再次給予資金贊助，允許擴大獲取渠道，能夠進行復雜的檢索和跨庫檢索，并將一些相關的會議材料進行數字化，包括雜志、辯論和幾次制憲會議記錄。《1836-1986得州大法官》就是一項與此緊密相關的工程項目。該數字圖書館記錄了160位大法官的個人檔案，他們在1836-1986年期間都曾經擔任過得州最高法院和得州刑事上訴法院的法官。每個法官的檔案中都有一張相片、一個傳記、評論以及其它的相關信息。盡管有些相片來自Tarlton法律圖書館以外的地方，大多數都來自該部門的得州法官特藏--主要都是由Jack Pope大法官捐贈的其收藏的相片。
特藏部還積極參與教學活動，履行教育功能，其開設的課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善本系列講座。該系列講座最初由Chauncey D·Leake博士發起，他堅信面向公眾開放的善本系列講座既能促進本部門的藏書發展又能促進整個圖書館的發展。這一系列講座開始于2004年，當時堪薩斯大學法學院的Michael Hoeflich教授做了第一場講座。最近一次講座是倫敦的大律師和杰出的私人藏書家Anthony Taussig做的名為《布萊克法律詞典及其當代發展》的講座。這一系列講座以書面打印形式保存在《Tarlton法律圖書館法律歷史系列叢書》中。該部門還定期召開會議，包括在校友年會上舉辦演講和講座，貫穿全年的參觀訪問以及各種形式的其它講座。
特藏資源部經常出版紙質和電子資源。特藏系列講座都會以紙質形式予以保存，作為Tarlton法律圖書館法律史系列講座的部分。這一系列講座中最杰出的是兩類：早期法律圖書館的分類和《口述歷史項目》中訪談的紙質版本。開始于1986年的該項目收集了影響得州大學法學院和法律歷史的人物訪談內容，這些人包括杰出的校友，前院長和法學院的教師。另一類收藏就是Tarlton法律目錄全集，通常直接來源于特藏部，例如1985年的Clark大法官的案例目錄。
二、西南政法大學特藏資源部的現狀
善本特藏是中國圖書館界的一大藏書特色，在世界藏書史上完全可以引以為榮，高校圖書館的善本特藏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5]西南政法大學作為西南法學教育的重鎮，由于歷史的機緣巧合，擁有令人羨慕的善本和稀缺法律文獻，目前擁有古籍一萬七千余冊，善本（以乾隆六十年為限，公元1795年之前的珍貴古籍）539冊，其中，一本乾隆五年武英殿刊刻的《欽定大清律例》尤為醒目。[6]西南政法大學原名西南政法學院，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西政合并五所大學法律系，其藏書奠定了西政圖書館的家底，其中就包括特別珍貴的古籍和善本。西政圖書館被認為是中國法學藏書最豐富的地方，而這些國寶級古籍正是這“豐富”背后最為重要的支撐之一。但是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使得古籍和善本大傷元氣，“文革中我們的損失太大了，那時圖書館的人不當家，什么部隊啊，公安院校啊，全部都過來要我們的書，隨便拿，沒有人敢管。有些是完全不讓留的書，都是用大卡車，一卡車、一卡車地拉到草紙場毀掉，有些書就像這種古籍書被認為是封建的、反動的，就要注銷封存，只留有一少部分政治書可以流通�！盵7]即便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一代又一代西政人赴湯蹈火，甚至不顧身家性命傾力保護圖書，特別是這些古籍善本，所以在1978年復校時，西政圖書館的圖書保有量在當年的法律院校中名列第一，這些古籍也終于虎口逃生，成為后來學者們研究的珍貴資料。歷經浩劫幸免于難的古籍善本因為承載著太多超越書籍本身意義的價值，因此保護這些彌足珍貴的古籍善本成為西政人的共同使命，在今天的渝北校區圖書館，古籍室的書架全部是樟木制成，書都一本一本平躺放置，我們將這些古籍善本稱為本館的鎮館之寶，它們不僅是西政的財產，更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見證。向學生、教師和朋友介紹記錄和表達過去法律思想的文獻，這是一項特權也是一個榮耀，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將這些資源更好地展示給社會，在對這些文獻進行充分保護和利用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開發增加我們的收藏。2011年我們成立了特藏資源部，這為保護和利用這些古籍善本創造了一個契機。古籍善本的保護和利用固然重要，但是我們還需要繼承前人不斷增加和發展，雖然Tarlton法律圖書館不曾擁有我們所引以為傲的古籍，但是他們另辟蹊徑開發特色收藏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三、完善西南政法大學特藏部建設的幾點建議
西南政法大學特藏部的建設可以借鑒Tarlton法律圖書館特藏部幾個方面：
1.鼓勵校友和熱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士捐助圖書
捐贈是高校圖書館資源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特別是在進行人文社科資源建設方面。因為人文社科資源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能見成效的，很多老的、舊的文獻資料目前已經無法買到，所以捐贈就成為高校圖書館補充人文社科館藏的重要來源。鼓勵捐助并不是請求施舍，我們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支持，鼓勵捐助能為熱愛圖書館事業以及關注本校發展的人提供一個平臺。很多私人收藏者在處理自己的藏書時考慮的不是金錢回報，而是耗費畢生心血的藏書怎樣才能發揮最大的學術價值和作用；當然也有些私人收藏者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夠通過藏書名垂后世。[8]這些因素都使得高校在通過捐贈獲得珍貴藏書方面遠遠領先其他機構，現在高校圖書館經費緊張，很難籌集大量資金購買價值不菲的特藏資源。通過接受捐贈可以發掘特藏資源，如在日常工作中有針對性地發掘和接受捐贈，將是高校圖書館特藏建設高效、便捷的途徑。我們西南政法大學也有遍布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杰出校友，很多人擁有價值不菲的藏書，其中不乏關注母校發展愿意向母校捐贈圖書的人。迄今為止，我們已經接受了很多圖書捐贈，但是都屬于零零散散沒有形成專業領域。清華大學2007年9月接受美國休士頓大學退休教授周本初先生捐贈的“保釣、統運”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記錄和反映了30多年前留學美國、加拿大、歐洲的港臺學生掀起的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以及進而發展為促進祖國統一運動的歷史，清華大學以此為基礎，廣泛征集文獻資料并開展口述歷史工作，組織訪談保釣人士，全方位建設“保釣、統運”資料庫，形成特色收藏。[9]我們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也應當對價值高的捐贈設立專室，打破圖書館按文種和資料類型分開排架的常規，將這些捐贈品集中排架，調動捐贈者的積極性。特別是向專業領域方向發展圖書捐贈活動。
2. 開設古籍善本知識講座
古籍善本知識講座的開展可以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我們的古籍和善本，讓其中感興趣的人對其展開研究，讓更多的人致力于古籍善本的保護和收藏，讓這些歷史遺產重新煥發生命力。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特藏室作為學校文化傳承的基地，利用特藏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人才濟濟的優勢，并配合校慶等活動，開展古籍善本知識講座，既傳承了校園文化，提高圖書館的知名度，又起到宣傳征集捐贈的作用，提高了特藏資源部的利用率，還能為特藏部的發展建設提供契機。當然前提是我們必須有訓練有素，素質很高的善本知識專家館員，因此對館員進行善本特藏知識培訓必不可少，所有的講座應當以書面形式予以保存，這些又構成特藏部新的收藏領域。
3. 對古籍善本進行數字化
古籍善本的利用與保護總是一個并存的矛盾，由于其稀缺與不可復制的特性，我們普遍側重于保護而不輕言利用。如果我們的祖先創立的這些知識成果長期被束之高閣，即使不去破壞，隨著時間的推進，最終也將化為灰燼，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加以研究和利用，才是發揮其價值的最好之道。當然讓這些古籍善本象普通書籍一樣對外開放，隨時取閱會加速其毀損，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對古籍善本進行數字化，這樣既能延長其壽命，又能廣泛利用。
4. 開展“口述歷史”活動
相對于今天，明清時期的書籍我們稱其為古籍，相對于將來，我們今天的文獻也是古籍文物，因此保留今天的文獻也是我們古籍善本不斷發展的必由之路。借鑒Tarlton法律圖書館的做法，對本校的知名教授和校友進行訪談，并以紙質形式予以保存，并建立電子檔案就是一個可取之道。相對于古籍善本而言，本校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更是本校的寶貝，我們應該為其建立齊全的檔案，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向他們學習，成為一代又一代人人生的楷模。如果建立這樣的檔案，我個人一直很想采訪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原館長夏登峻先生，他已經八十高齡，依然筆耕不輟，編纂法律英語大辭典，他堅持查閱英文和法文的詞典辭書，筆者曾經建議他將該法律詞典命名為《夏登峻法律英語大辭典》，他說這些詞典蘊含著很多已故老友的智力成果，不能侵占。另一位就是備受全國法學界景仰的金平先生，筆者曾經看過他的簡歷，覺得他的人生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寫照。
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收藏古籍是一種比較安全的做法，因為這些書籍權威性往往已經得到業內人士的認可，其內容是經典的，版本是稀有的，但是古籍，特別是歷史久遠的古籍，能流在市面上的，是越來越少，收集也越來越困難，有些很有研究價值的書也已經超出了一般圖書館特藏的預算。事實上，特藏并不只限于善本和古籍，它還可以包括許多其他的東西，例如地圖、聲像制品等非書籍資料，也可以把檔案作為特藏。在特藏這頂籠統帽子下，幾乎可以把任何不希望外借的圖書資料納入在內，包括昨天才出版的圖書。如果圖書館另辟蹊徑，建立一個不光有善本書，而且有特色的書籍的特藏部，它會吸引外來的研究人員，也會有助于本校的科目設計，提高學校的聲譽。同時，它也會給該圖書館帶來更多的捐贈者。建立一個好的特藏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圖書館要因地因館制宜，根據具體的情況，建立既獨特又有研究價值的特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