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修目錄中法律文獻的類別
官修目錄，是對國家收藏的圖書進行整理后編制的書目，屬于國家圖書目錄。中國歷代的官修目錄很多，但完整保存下來的很少。此處以宋代《崇文總目》、明代《文淵閣書目》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為例，試析官修目錄中法律文獻的類別。
（一）《崇文總目》66卷，宋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人奉詔仿唐開元《四部錄》而成，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各列小類，共45類，法律文獻主要集中在史部“刑法類”。所列書目包括前朝及本朝的律、令、格、式、敕、事類、斷獄、法要、律要等，共51部。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唐五代的法律，如唐代的《唐令》、《開元格》、《唐開元格令科要》，五代的《梁令》、《梁格》、《后唐長定格》、《天成編敕》、《天福編敕》等。第二，宋代的編敕，如《建隆編敕》、《太平興國編敕》、《大中祥符編敕》、《天圣編敕》等。第三，歷代的刑事法規，如《大中刑律統類》、《顯德刑統》、《開寶刑統》等。第四，律文解釋，如《律疏》。第五，獄訟刑案，如《疑獄集》、《斷獄立成》等。史部列“刑法類”，其淵源來自《隋書·刑法志》。不過作為宋代官修目錄的代表，該目錄收錄的律書以唐五代宋初為重點，是其明顯的特征。除了“刑法類”所收律書以外，與之相關的法律文獻，象涉及禮制的書歸入“經部禮類”，法律思想論著歸入“子部儒家類”，綜合性的文獻歸入“子部類書”。對于古代職官制度的研究是法史學者十分重視的領域，特別是秦漢以前的官制，如《周禮》、《漢官儀》、《漢舊儀》都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在《崇文總目》中，這三部書卻分屬于不同的類別：《周禮》被作為禮制著作歸入經書禮類范疇，《漢官儀》被作為官制著作歸入“史部·職官類”，《漢舊儀》即《漢官舊儀》，卻因該書中載有本注，劃歸“史部·儀注類”。顯然，同一性質的書目，由于編撰官的審視角度不同，出現在書目中的類別也就不同。又如《龍筋鳳髓判》，這是一部司法判例集，用唐代駢體文寫成，具有法制史和文學史的雙重參考價值，《崇文總目》則以它的文學色彩濃厚，將其納入“集部·別集類”，可見側重文獻的價值取向也是類別劃分的一個標準。
（二）《文淵閣書目》，4卷，明代大學士楊士奇等人編輯，是一部被世人稱作“潦草”的書目。但是因為該書目記載了一些元明散佚書的書名和冊數，仍是明代官修目錄的代表。在分類上以千字文排列，從“天”字到“往”字，共20號，50櫥，下設諸多小類，打破了四部分類的成規。凡本朝的書目都歸于卷首“國朝”門下，內容有大誥、會要、律令、官制、禮制等當朝的政書，對于研究明代的法制建設形成系統化的格局。有關律書大致四類：一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如《大明律》、《律令條目》、《律條》。二是關于明代監察制度，如《憲綱》。三是軍事法規，如《軍法定律》、《操練軍事律》。四是以例補律的《大誥》。《大誥》是明代特有的法律形式，“國朝”類收入《御制大誥》數篇，如果研究明律以外的酷刑峻令，這是不可少的資料。而有關軍事法律的書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對軍事建設的重視。對于前朝的法律文獻，《文淵閣書目》專設“刑書”類，收書的年代始自唐，止于元。比較突出的特點是，不僅收錄了唐代至元代的傳世法典，如《唐律》、《泰和律令格式》、《宋刑統》、《元至正條格》、《元刑統一覽》等，還收錄了律疏和注解，如《唐律刑統賦注解》、《唐律棋盤抹子》、《泰和新定律義》、《刑統賦注精要》。另外也收入了刑案獄訟和官吏執法案牘的著作，如《洗冤錄》、《元折獄龜鑒》、《棠陰比事》、《百家備覽》、《官民準用》。“刑書”類共收書36部，每部書下注明完整或殘缺，有些同名律書藏有多部，這是書目的重出現象。《文淵閣書目》有關刑書的選錄范疇，也是沿用了古代傳統的法制觀念，以刑法著作為主，但是疏漏失當之處不少。比如《典刑錄》是一部有關刑法的專著，被歸入“類書”。《慶元條法事類》是宋代的法條匯編，被歸入“政書”。還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文獻，如《唐六典》、《元典章》等都集中在“政書”類。從《文淵閣書目》的劃分來看，專設“國朝”一類，是為了突出本朝的地位。而法律文獻的收錄僅限于唐宋元明，不能貫通前史源流，又有歸類欠妥的問題，說明該書目的主撰者對法律的認識具有一定的階段性和局限性。
（三）《四庫全書總目》，200卷，清代永瑢等人撰，實際上是由紀昀總其成。該書是古代官修目錄的集大成者，時至今日仍是最重要的書目。這部書以傳統的四部為綱，部下分類，類設子目。每一類的后面附有“存目”，所收書籍是纂修官們認為價值不高，或內容對封建統治不利，不曾收入《四庫全書》的。與前兩部官修目錄不同，不設專門的律書類別，法律文獻相對集中在史部。史部下設十五小類，其中“詔令奏議類”、“政書類”、“職官類”是法律文獻的主要類目，收止范圍比較寬泛。“詔令奏議類”除了清代皇帝的圣訓以外，收錄了《兩漢詔令》、《唐大詔令》、《名臣經濟錄》、《包孝肅奏議》等共39部。在“詔令奏議”類的存目里，又收錄了《明詔制》、《明詔令》及奏議共90部。“政書類”下分通制、儀制、邦計、軍政、法令、考工“六屬，官頒律書僅收入《唐律疏議》、《大清律例》兩部。在存目里又有《永徽法經》、《至正條格》、《明律》三部。從數量上來看，這樣一部宏大的官書目，收錄律書甚少，與該書規模不符。而在清人看來，”法令者，官注為律也。……《唐律疏議》，見世輕世重之源流；併恭錄欽定大清律例，以昭圣代之法守。也就是說，只有《唐律疏議》是考證古律的源流，而《大清律例》則是本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基于重宗旨的出發點，《四庫全書總目》把其余的律書歸入存目，一方面體現了清代法律正本清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因不能廣收前朝律書割斷了法制歷史的流脈。在今人看來，收入存目中的諸多法律文獻，是至關重要，不可忽視的。之所以該書目列入存目，明顯地帶有選擇性，受客觀因素的限制，為主觀目的服務。然而與之相關的法律文獻，“通制”和“儀制”二屬就收錄了43部，內容有會要、會典、通典、通制、通考、通禮，為研究典章制度提供了完整的線索。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庫全書總目》的子部專設“法家類”，收錄法家思想的論著5部，有《管子》、《鄧析子》、《商子》、《韓子》及《管子補注》。而《疑獄集》、《折獄龜鑒》及《棠陰比事》3書，也歸入此類顯然欠妥。如果在書目中開設“刑法類”，獄政書目的歸屬會相對恰當。
從以上3部官修目錄類別劃分情況來比較，我們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對于法令法規的類別認識趨于一致，其他律書有差異，比如《龍筋鳳髓判》一書，《崇文總目》側重其濃厚的文學色彩，歸入“別集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則把此書看成司法判例中的類書，歸入“類書類”。又如《營造法式》一書，《文淵閣書目》因其內容涉及風物，歸入了“古今志”，《四庫全書總目》又以此書是官頒建筑規定，列入“政書類”。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異，是和當時編撰者的法律意識不同，對律書的認識角度不同，通過書目所要揭示的意義不同有關，其中也不乏統治思想主流的局限。第二，歷代對律書的收藏有區別。如前所述，3部官修目錄中律書的數量和質量是不同的，宋明兩代比較重視，盡收當時傳世的律書。到了清代，立法活動頻繁，立法形式多樣，立法文獻相對更多，然而《四庫全書總目》這樣一部有影響的官目，所收律書不及宋明兩代，至少可以說明清代官目對于律書的收藏不系統。第三，類別的設置體現了封建法律意識。“刑”是古代法典的通稱，《崇文總目》和《文淵閣書目》均設立了“刑法類”或“刑書類”，這正是中國古代以刑法為主的法律思想在書目中的體現。
二、私撰目錄中法律文獻的類別
私撰目錄，是指私人編輯的目錄著作。我國古代很早就有民間藏書的風氣，隋唐以后，私家藏書風氣更盛。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業得到發展，書籍數量劇增，私家藏書越來越多，于是出現了私人編撰的目錄。有些私人藏書家同時兼有地方官職，得以博覽公私藏書，因而編修的書目往往彌補了官修目錄的不足，自來受到人們的重視。流傳至今的私家書目較多，此處以《直齋書錄解題》、《百川書志》及《書目答問》3書加以分析。
（一）《直齋書錄解題》，56卷，宋人陳振孫編。該書為解題性書目，不僅記錄書名、卷數、作者、撰寫時間、學術淵源，還介紹圖書內容、評論人物、記錄版本情況和分析圖書價值，是中國古典目錄學史上的一部重要目錄。在分類上目錄部分不標明經、史、子、集4部，而是在所列類部之后總括所屬。史部專設“法令類”，收錄律書17部，數量不多，但內容多樣。有官方頒布的法規律令，如《唐令》、《刑統》、《嘉泰條法事類》、《嘉定吏部條法總類》等。有關于驛遞的規定，如《嘉祐驛令》。還有營建法規，如《修城法式條約》、《營造法式》，及記載州縣差役的《役法撮要》，其他如《紹興監學法》、將刑統、敕令總為一書的《刑名斷例》等。從書目來看，主要是唐宋兩代的律書，又以本朝律書為主。從收書的范圍來看，涉及各個方面，具有一定的寬度。《直齋書錄解題》還開設《詔令類》，收錄了西漢至宋代的詔令3部，有《西漢詔令》、《東漢詔令》及《本朝大詔令》。在《傳記類》，也有不容忽略的資料，此類不僅收錄了名人傳記、出使見聞、言行遺事、事物本末等著述，還收錄了3部刑名案獄的書目，如《典刑錄》、《折獄龜鑒》及《明刑盡心錄》。顯然，刑名案獄書列入“傳記”不盡妥當。在類目的設置上，如果按照嚴格的歸類，“法令類”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法規律令以外，其他的律書及有關法律文獻就應另辟別類。如果像官修目錄那樣設“刑法類”，就可以將散見于他類的律書集中起來，更便于查檢和研究。在這一點上，《直齋書錄解題》具有私撰目錄零散性的特征。但是，所收法律文獻目錄下的簡略記述，可以追溯一書的源流，這是該書目的獨到之處。
（二）《百川書志》，20卷，明人高儒撰。明代有影響的大藏書家很多，他們不拘泥于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在目錄的編撰上多有創新。但是也有一些藏書家即以經、史、子、集分類，又增加許多新的類目，有代表性的首推高儒的《百川書志》。與其他書目相同，律書及相關法律文獻相對集中于史部，史部又分若干小類。凡法規律令、監察制度、刑案獄政的書目都收在“法令類”，從唐代到明代共18部。本朝的律書單獨列出，冠以類首，有《大明律》、《大明律例附例》、《大明令》等，代表了明代的基本法律，并顯現出私藏律書的時代特征。其次，《憲綱》、《刑統賦》、《疑獄集》等都被歸入“法令類”。仍然值得注意的是《龍筋鳳髓判》一書，該書目既不側重于文學的色彩，也不注重其類書的性質，而是從司法應用的角度，將其歸入“法令類”。然而，這并不是一部法令書。以此看來，《百川書志》對于律書的歸屬問題，沿用了前朝私撰目錄的類目，并隨著立法的進程續增。雖然律書類目的稱謂內涵偏窄，但是恰恰與古人對法律的界定相吻合，凡與刑法相關的律書統統納入，無疑為求據提供了方便。與法律文獻相關的子部“政教家類”，是《百川書志》的新增類目，主要收錄有關官吏行為規范的著作，如《官箴》、《為政準則》、《風憲忠告》、《告條民要》等。“政教家類”的設置，把通常置于“職官類”的官箴書目分離出來，與職官制度的著作有所區別，在類別的劃分上更趨細膩。但是，《百川書志》也存在類目混亂的現象，在史部“傳記類”，不僅收入傳記書目，還收入了官制書目，如《大唐六典》、《諸司職掌》，甚至于《大明會典》，顯然這些書目應屬法律文獻與傳記無關。
（三）《書目答問》，清人張之洞撰，完成于清光緒元年，是一部舉要書目。該書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之外，還增加了“叢書目”，創立了古籍善本編目沿用至今的五分法。在法律文獻的列目問題上，超乎前述官私目錄，既不設“刑法類”，也不設“法令類”，而是獨辟“法家”一類。所謂“法家”，不是指春秋時期的學術流派，也不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就其所收律書目而言，僅有《唐律疏議》、《折獄龜鑒》、《佐治藥言》、《學治臆說》《龍筋鳳髓判》、《牧令書》，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法家。其中有三部書是官吏的治民要略，內容多是處理民間詞訟、訪察案情等與法律相關，且是清人所作。以后范希曾又作《書目答問補正》，在《唐律疏議》下補唐代至清代的律書四部，有《永徽法經》、《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及兩部律考《歷代刑法考》和《九朝律考》。因此將《答問》與《補正》結合起來閱讀，便可發現法律文獻的收集數量并不算多，但也稱得上是古代法律史上的精華之作，至少展示出了唐以后封建法典的順承關系。其次，《書目答問》“政書類”的通制、古制、今制等分屬，及“詔令奏議類”中，也有較為系統的法制資料。
概括而論，私撰目錄與官修目錄比較，錄書具有隨意性和零散性的特點。原因是私人藏書家各自為政，集書又多以各人偏好為主，所以藏書的質量和數量都是有差異的，律書也是如此，官方的法規律令收入甚少。其次，私撰目錄具有鮮明的特征，即不僅注重律書的錄入，同時注重閱讀指導。如《直齋書錄解題》開創了解題一體，《百川書志》創新類目并附簡述，《書目答問》以舉要見長。這些無疑對了解和研究古代法律提供了可行性。
三、史志目錄中法律文獻的類別
在我國古代的正史二十四史中，《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六史具有藝文（或經籍）志。藝文（或經籍）志是史籍中的目錄篇，出于修史者之手，屬于史志目錄。史志目錄的實際價值超過官私藏書目錄，在于錄書豐富，考究源流，附麗史書，不易亡佚，所以一向受到史學家們的關注。
（一）《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史志目錄的開端，東漢班固據《七略》而成。由于漢代以前法律書的數量不及后世，所以《漢志》中不設專門的律書類別。與法律相關的法家著作，如《李子》、《商君》、《韓非子》、《法家言》等歸入“諸子略”.《漢志》的貢獻不是法律文獻的錄入問題，而在于它開創了史志目錄的體例，并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二）《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魏征編撰。《隋志》的問世確立了四部分類法，并在每部下設若干小類，使史志目錄的面貌得到改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史部“刑法”篇錄書三十五部，幾乎囊括了漢代至隋代的傳世律書。有張斐撰《漢晉律序注》、《雜律解》，杜預撰《律本》，蔡法度撰《晉、宋、齊、梁律》、范泉撰《陳律》、《陳令》、《陳科》，以及未著撰人的《周律》、《周大統式》、《北齊令》、《隋律》、《隋大業律》、《隋開皇令》、《隋大業令》，還有關于朝廷奏事、駁議、條制等相關文獻，并在部類之后簡要分析和闡述刑法的內容、意義及沿革情況。自《隋志》開始，奠定了史志目錄“刑法”篇的基礎，為以后各志沿用，這是體例上的改革和突破。從《隋志》收錄律書的內容，我們可以清晰地縷出隋代之前立法活動的脈絡，為法史研究提供了先行條件。就其所收律書的數量來看，已經大大超出了官私藏書目錄，說明隋代對律書的收集是極為重視的。在“刑法”類以外的“職官”、“起居注”及“法家類”，也不乏可與律書互為參考的書目，這與其他目錄著作沒有異同。但是，《隋志》仍存在重復蕪雜的問題，與法律有關的綜合性文獻“類書”也少有體現。
（三）《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根據毋煚的《古今書錄》撰成，分類以甲、乙、丙、丁四部，冠以經、史、子、集四錄之首。《舊唐志》與《隋志》不無順承關系，在《隋志·刑法類》律書錄目的基礎上，續錄了唐代的律、令、格、式，增為51部。大致有三類：一是歷代的律令格式，除《隋志》已錄書目，收入本朝如《武德令》、《貞觀格》等共14部。二是朝廷奏事、駁議、故事、決事，以漢代為主，如《漢朝駁議》、《漢建武律令故事》等。三是論律、釋律，如《律略論》、《律疏》、《律解》。僅唐代的律書就占“刑法類”近三分之一，足可以印證唐代立法實踐的特點。從漢代至唐代經歷了一千余年，律書的收藏與流失在所難免，《舊唐志》所錄律書有盡收于冊的痕跡，法制源流清晰可見。在這一節里應該一并述及《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新唐志》與《舊唐志》的類別劃分相同，“刑法類”的律書增加到61部，所增部分主要是唐代的律書。唐代律書共31部，占二分之一強。凡屬官方頒布的敕令格式，都有提要說明參定人員和成書年代，據此可以充分認識唐代以敕令格式為主的法律形態，了解制定法律的人員構成，全面考察唐代法律的總體狀況。
（四）《宋史·藝文志》（以下簡稱《宋志》），元脫脫等人編撰，取材于宋代四部《國史》。宋代的印刷業發達，史籍很多，體裁多樣，法律文獻豐富。史部“刑法類”收入律書221部，在目錄書中首屈一指。除了三十余部唐五代的律書以外，其余全部為宋代律書。內容有如下方面：一是宋歷朝編敕，從宋開國至嘉祐年的編敕八部，如《建隆編敕》、《太平興國編敕》等。二是敕令格式，主要是各部門有關事宜，如《禮部考試進士敕》、《熙寧編三司式》、《諸敕令格式》等。三是軍政管理，如《官司俸馬草料式》、《馬遞鋪特支式》等，是廄牧、驛遞的規定。四是獄訟刑案，如《斷獄立成》、《讞獄集》等，是官吏斷案的專著。五是私家注律釋律，如《律令釋文》、《刑統賦解》等，是熱衷于律學者所為。六是官史執法要略，如《刑法要略》、《刑名斷例》等。從《宋志》中宋代律書目顯示的內容來看，涉及宋代社會各個領域的方方面面，小到凡女道士，大至官府法條，展示出宋代法律的基本形態。從律書的數量推測，宋代頻繁制律，借以調整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這一概況也是顯而易見。同時，我們還可以此歸納出宋代編敕及敕律并行的立法特征。然而，《宋志》也存在編目混雜，掛輕漏重的問題。比如《營造法式》歸入“儀注類”，這是不準確的。
（五）《明史·藝文志》（以下簡稱《明志》），清張廷玉等人編撰。該志沿用四部分類法，主要收錄有明一代人的著述。《明志》仍設“刑法”一類，收錄明代律書45部，另有一部《唐律疏議》也收入其中。明代律書的內容大致有四類：一是明政府頒布的法律法規，如《大明律》、《大明御制大誥》、《問刑條例》等。二是私家注釋的律書，如《律例辨疑》、《律例箋解》、《大明律釋義》等。三是官吏讀律的心得體會，如《讀律管窺》、《讀律瑣言》、《臨民寶鏡》等。四是刑案獄訟方面的著作。以上所列書目構成明代法制的鮮明輪廓，就是以明代官方的立法活動為核心，形成地方官吏讀律用律的規范，又有私家注律的風氣推波助瀾，體現出明代法制的時代特色。與其他官私目錄不同的是，《明志》的“職官類”可與“刑法類”參照研究的法律文獻較多。尤其是有關刑部的事宜，被收入史志目錄的惟有《明志》一家。象《刑部志》、《刑部文獻考》、《刑部獄考》、《刑部事宜》等，都是研究刑法史的重要參考資料。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國家機關的條例，如《工部條例》、《憲綱規條》等，也都是首次出現于史志目錄的“職官類”。
需要提及的是，清代學者根據正史列傳及藝文志，參考舊有的目錄和資料，編撰完成了《續通志·經籍志》、《清通考·經籍志》、《續通志·藝文志》、《清通志·藝文志》，以及今人所撰《清史稿·藝文志》，形成清代的史志目錄。更有許多學者對宋以后割斷的遼金元三代正史補撰藝文志，撰著者達十家之多。特別是黃虞稷所撰《補遼金元史·藝文志》，和漢、隋、唐、宋史志目錄一并收入清國家藏書目錄《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使史志目錄貫穿中國通史，法制文獻的流傳情況，法律的沿革問題，都在其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綜上可見，史志目錄由《漢志》奠定了基礎，至《隋志》得以發展，以后各志延續，這一發展過程，使史志目錄受到重視，律書也被編撰官所關注，并作為一個類種有了固定的位置，法律文獻的收集便成為不可缺少的步驟。因此，史志目錄的類別特征也是極為明顯的，與官私目錄比較，從《隋志》開始法律文獻被納入“刑法類”，歸屬趨于合理化，并形成類目劃分前后承襲的關系。但是，歷代史志目錄又以本朝律書為主，對前朝律書不能泛收，這是其不完善之處。
四、小結
中國的法制歷史悠久，法律文獻繁多，只有考察古典目錄，才可以重睹法律文獻昔日的輝煌。在歷史的長河中，戰亂、水火、管理不善及統治者的人為破壞，法律文獻與其他書籍一樣，也經歷了流傳聚散的曲折過程。除了史志目錄隨史籍一起步入今天，官私藏書目錄修多剩少。概括而論，官修目錄、私撰目錄、史志目錄的律書類別均自成系統，縱向形成順承關系，橫向形成獨立體系。當然由于編撰官的地位不同，社會背景不同，附庸于統治者的意識不同，審視法律文獻的角度不同，法律文獻的歸類也就不同。總體來看，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典章制度多見于經、史，法律思想多見于史、集，法規律令多見于史部。而其他屬個人所著律書，則以不同的視角歸屬各異。與法律相關的文獻類屬差異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