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提升， 國外政策研究咨詢機構有關中國研究的規模增大， 人員增多， 成果與日俱增。這些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和中國問題的認識，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各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中國的世界形象。國外的中國研究主題廣泛， 有政治經濟議題， 也有社會民生議題； 既有宏觀戰略性研究， 也有微觀操作層分析。其研究成果借助互聯網得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傳播。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資源中， 國外中國研究信息和成果具備知識性、可靠性、及時性、針對性等高價值信息的特點。
國外政策研究咨詢機構依據機構性質、運作方式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大致可劃分為三類：（1）專業智庫。其組織宗旨和目標是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 特點是媒體曝光率高、政策和輿論影響力大。其研究成果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以及互聯網等媒體平臺廣泛傳播。（2）政府和軍隊內部的行政或情報部門， 其工作主要是進行特定情報的收集和研究。此類機構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 也幾乎不公開研究成果。（3）大學里的研究機構。
具體到中國研究又可分為兩類， 一是傳統的漢學研究機構， 二是當代中國研究機構。
近年這兩類機構的研究內容有交叉和融合的發展趨勢， 此不贅述。大學研究機構的特點是重學術、輕實用， 不以對政府短期決策施加影響為目的。從研究成果的針對性、實用性、影響力和可獲取性考慮， 本文著重分析第一類機構， 即國外專業智庫的中國研究對我國政府決策以及決策服務的參考價值。
1、 國外智庫中國研究具有全球視野和比較客觀、嚴謹的研究態度
近年越來越多的智庫正在逐漸突破立足于某國的立場， 把發展目標定位在服務全球。他們研究并試圖解決那些影響地球和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 如環境、人口、氣候、能源等， 即使在政治、外交、軍事、安全等傳統智庫研究領域， 在顧及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時， 也日益關注對全球和平、穩定和發展的影響。
在研究立場和研究內容具有全球化的特點之外， 智庫發展的全球站位思想還表現在研究陣地的全球化。有百年歷史的美國知名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率先提出并示范了一個全新的理念： 在當今世界，一個肩負著為全球安全、穩定和繁榮做出貢獻的重要使命的智庫， 應該在世界范圍內設立永久性的分支機構， 以跨國的視角開展其核心工作[1]。目前， 卡內基已分別在華盛頓、莫斯科、北京、貝魯特和布魯塞爾設立辦公機構， 針對當今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尋找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國外智庫發展的全球站位思想在中國研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很多國際知名智庫在中國建立了研究基地。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2002年在上海設立了野村綜研（上海） 咨詢有限公司， 2005年設立了北京事務所， 2007年與清華大學共同創辦了清華大學野村綜研中國研究中心。2004年卡內基首次在北京設立辦公室， 2010年與清華大學合作創立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連續多年占據《全球智庫評估報告》（ The Global-Go-To Think Tanks. ） 綜合排名第一的智庫。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2006 年在華盛頓設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 同年在清華大學設立北京辦事處， 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德國兩家知名的基金會智庫都在中國設立了辦公室： 阿登納基金會（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中國辦公室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中國的改革進程， 特別是經濟轉軌和法治國家改革領域的改革進程； 支持將中國進一步納入國際關系的網絡之中[2]。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Êll Stiftung） ， 則與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合作， 成立了伯爾基金會--中國民促會項目合作辦公室， 在環境與氣候、經濟與社會變革、全球化與國際關系等方面與中國的民間團體、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一起開展研究， 積極促進中國的發展和改革， 增進中國和德國之間的理解[3]。
國外智庫在中國開展中國研究的優勢， 除了保持和加強研究的國際化視野之外， 還包括：（1）更加近距離地觀察和感受中國的變化， 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質量； （2）便于同中國本土的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3）有機會與中國決策者直接溝通， 獲取第一手的信息情報， 建立“二軌外交”溝通渠道； （4）可以擴大這些智庫在中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目前把中國研究的陣地轉移到中國的還只是少數資金雄厚的大型國外智庫， 更多的國外智庫還是立足本國進行中國研究， 但他們也并非閉門造車， 而是通過研究人員互訪、組織國際會議、開展項目合作等方式積極尋求與中國政府、學術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的接觸與交流。隨著對中國的了解和研究日趨深入，國外智庫對中國來說已不僅僅是觀察者的角色， 而是逐漸成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參與者。
在全球站位思想指導下， 國外智庫的中國研究日漸脫離了西方中心觀或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意識， 開始把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 給予恰當的關注。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約翰 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管、資深研究員李成所說： “我們的研究必須脫離美中關系的局限， 要有全球的關懷和視野， 為全球服務”。[4]正是這種全球關懷和視野使國外智庫的中國研究成為對我國政府決策具有參考價值的關鍵因素。
2、 國外智庫中國研究的選題具有針對性、實用性和前瞻性的特點
國外智庫研究工作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前瞻性的特點在中國研究上表現得非常充分。下面以近期國外智庫在外交關系領域的中國研究情況為證。
美國海軍分析中心（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是由美國聯邦基金支持的服務于美國海軍和其他國防機構的智庫， 素有“海軍的蘭德公司” 之稱， 2012年是該中心成立70周年。該中心有20余人的中國研究團隊，以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新角色為研究主題， 為美國軍隊和政府提供中國戰略和中國安全事務方面的分析報告和政策建議。自奧巴馬上臺以來， 美國一直致力于重返東南亞， 越南、菲律賓等國也企圖拖美國介入南海問題。海軍分析中心2012年3月份發布了研究報告《美越關系中的中國因素》（ The China Factor in U. S. - VietnamRelations）[5]。報告指出， 雖然美越兩國已經開始尋求共同利益， 但中國方面的行動將繼續影響美越之間合作發展的進程和范圍， 特別是在安全事務方面； 美越關系發展的最大障礙是美越兩國都想盡量避免破壞與中國的雙邊關系。從中可以看出， 美國既想遏制中國在亞洲的勢力發展， 又不想破壞美中關系， 因此必然會小心翼翼地處理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
中俄關系是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對俄羅斯而言同樣如此。2012年普京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伊始就來華訪問。6月6日， 普京訪華第二天， 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Dmitri Trenin 發表專欄文章“靈活的合作關系”（Flexible Relationship ofCooperation）[6]。文章指出， 普京已經意識到當代國際關系的復雜性， 希望通過全面發展與歐洲、美國和亞洲的關系， 最終達到全球政治格局的平衡。在經濟貿易和地緣政治方面中國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俄羅斯不會做出任何破壞目前俄中兩國友好關系的舉動。文章最后建議， 與中國建立更加靈活的關系比建立單純的盟友關系對俄羅斯更有利。
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考驗著歐中關系。2007年成立的歐盟外交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是第一個泛歐洲智庫， 致力于促進歐洲整體外交政策的建立。2012年5月該委員會發布政策簡報《中國與德國：一種新型的特殊關系？》（China andGermany : A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 ） [7]。文章指出， 德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 即通過經濟交流來引導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革， 而德國則被中國視為有助于其經濟發展的國家。在中國需要技術、德國需要市場的情況下中德之間一種新型的特殊關系正在形成。作者認為中德之間的這種特殊關系對整個歐洲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應該把這種關系發展為真正的歐中戰略伙伴關系。
智庫不僅對時政事件反應迅速， 還對將要發生的事件進行前瞻性的長期的跟蹤和研究。2012年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是美國國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布魯金斯學會早在2012年年初就設立了“ Campaign 2012”研究項目。該項目計劃針對國內外最緊迫的問題， 通過一系列的政策簡報、評論和專家對話， 為候選人和選民提供基于事實的思想觀點， 同時為候選各方提供討論和辯論的平臺。該研究項目設置了12個被認為是下屆美國總統必須面對的國內外政策議題， 包括經濟增長、財政赤字、衛生保健、恐怖主義、制度改革、氣候變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等。全球經濟與中國（The Global Economy and China） 是12個議題之一， 對該議題的設置說明是： 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 美國必須面對諸如中國等新興經濟力量的競爭， 未來的美國總統必須具有處理這一棘手局面的戰略管理能力。在此議題下， 3月16日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 與資深研究員Jonathan D. Pollack 發表聯合報告“建立信譽與信賴： 下任總統必須處理好美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Establishing Credibility and Trust : The Next PresidentMust Manage America. 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8]。報告指出， 美國自身財政狀況重建的關鍵有賴于發展與中國的關系。建議下任總統應積極創造與中國新的領導層建立基于深度磋商和具體行動的互信的可能性。5月23日“Campaign 2012”項目主管、資深研究員Benjamin Wittes 與Jonathan D. Pollack 進行了一場名為“改善與中國的關系”（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China）的專家對話（Expert Q & A）[9]， 探討下一任美國總統應怎樣保持與中國政府的持久關系。
成立于1921年的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作為外交領域的智庫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無與倫比。該委員會也設立了Campaign 20120 項目， 與布魯金斯學會的項目不同， 該項目專注于大選中的外交問題和候選人的外交立場， 并對各位候選人的對華立場（The Candidates on U. S. Policy toward China）進行梳理和總結[10]。其中奧巴馬最有力的競爭對手羅姆尼的對華態度值得關注， 他認為美國在經濟上應該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必須反對中國的貿易保護、違反知識產權以及操縱貨幣的行為， 并聲稱將在當選總統的第一天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他還強調美國需要加強軍事霸主地位來應對中國不明意圖的潛在威脅等。在2012年美國大選結果未卜的情況下， 這些信息揭示出今后中美關系走向的一種可能性， 也提示我國政府在處理中美關系問題的過程中對這一可能性做出應對準備。
3、 國外智庫中國研究人員具有較高研究水平， 對政府決策和社會輿論的影響力較大
智庫的研究質量取決于研究人員的研究水平。智庫研究人員的主體大致由兩類人員構成， 一是各項公共事務領域的學者專家； 二是“退居二線” 的政府官員。但是正如有人把智庫比作“ 旋轉門”， 很多智庫的研究人員其實已經模糊了上述兩類人的界限， 他們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穿梭， 在政府、智庫和大學之間流動，這種現象在美國表現得尤為突出。現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博士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他的履歷包括， 1983-2009年任密歇根大學教授， 其中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局資深主任， 負責制定美國的東北亞和東亞政策。2009年從密歇根大學退休后就任現職， 繼續活躍在政策咨詢舞臺。關于在布魯金斯的工作， 李侃如說， “布魯金斯學會有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嚴肅而認真的研究； 二是堅持使這些研究產生影響。對我來說， 這是一種很好的平衡。我喜歡做研究， 喜歡寫書，喜歡通過研究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但我也喜歡自己的研究成果對真實的世界產生影響。，現在我發現， 布魯金斯學會是一個真正適合我工作的地方，因為它把優質、獨立和影響三者合一， 而且非常認真地踐行這個座右銘。” [11]
角色的轉換使他們既具有專業學識， 又具有實踐經驗； 既能夠有的放矢地進行公共事務和具體問題的分析， 又能夠從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術角度，對理論問題、根源問題和長期性問題進行深思， 是名副其實的溝通知識和權力的橋梁。高水平的研究人員產生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他們的成就決定了他們關于中國問題的看法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影響力是評估智庫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因此，智庫努力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 包括承接政府課題、出席聽證會、發布研究報告、接受媒體訪問、舉辦研討會、向政府輸送高級人才等來影響公眾輿論與政府決策， 以實現其研究價值。“包括布魯金斯學會在內的美國智庫對于美國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很難用數字來量化， 我們不能自吹自擂， 但我想-旋轉門。 這個提法能夠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庫的影響力， 現在奧巴馬總統首席亞洲顧問杰弗里 貝德正是從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出去的， 而克林頓總統的首席亞洲顧問李侃如和布什總統的首席亞洲顧問韋德寧也都是我的同事。布魯金斯學會目前已經有15名研究員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要職。”[4]
回顧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 很多關鍵性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議都出自那些有過旋轉門經歷的中國問題專家。出生于中國上海， 曾先后在美國駐港總領士館、哥倫比亞大學、布魯金斯學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機構供職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A. Doak Barnett，1921-1999） ， 1966年3月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時指出，“我們對中國采取的是一種遏制與孤立的政策。在我看來， 遏制的因素是必要的， 在某些方面也還算是成功的， 但孤立的努力是不明智的， 從根本上講也是不成功的， 它無法為一種合理的長期政策提供基礎。我們的政策目標不僅在于限制中國的力量， 而且在于減少緊張局勢， 軟化中國的態度， 增進非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問題上的共識， 并逐漸將中國納入到更為規范的國際交往范式中。”[13]自此， “遏制而不孤立” 的對華外交思想開始深刻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直至促成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和中美建交。
曾任美國副國務卿、2012年6月30日剛剛卸任的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Robert Bruce Zoellick） 宣布分別以高級研究員和客座研究員的身份加盟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美中關系方面， 佐利克以提出“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 概念而著稱。他在2005年9月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說：“我們不僅僅考慮為中國加入國際體系打開大門， 我們需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利益攸關的負責任成員”。“利益攸關方” 的概念既避免了為中美關系貼上“好”或“壞”的標簽， 也回避了美國國內遏華派與接觸派的爭論， 可以團結最大多數人的對華立場， 由此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 并被視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佐利克任世行行長期間， 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進行了大型課題研究， 并于2012年2月發布了名為《2030年的中國： 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China 2030 :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 and CreativeHigh- Income Society ） 的研究報告。可以預見， 佐立克加盟上述兩家國際知名智庫后， 其對中國的關注與研究將繼續在全球政策領域產生影響。
除了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外， 智庫中國研究的社會輿論影響力也不容忽視。特別是那些在某個專門領域對世界各國進行監測和評估的智庫組織， 比如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 每年發布的各國政府和行政機構的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 、行賄指數（ Bribe Payers Index，BPI）、國家廉政體系測評報告（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NIS） 、全球腐敗趨勢測評（GCB）。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發布的人權報告等都具有影響全球輿論和國家形象的力量。這些報告客觀與否姑且不論，但它們的影響力卻是我們不能不積極應對和認真思考的。
4、系統采集、分類整理和深入研究國外智庫的中國研究成果是圖書館亟待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10]
筆者供職的國家圖書館承擔著為中央國家領導機關立法與決策提供文獻信息支持和保障的重要職能。我館近年來承接的諸如國外醫療制度改革、國外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南美國家的行政執行法、發達國家的行政督察制度等文獻信息查詢委托， 反映出我國立法機構和政策制定部門信息需求的國際化。與此同時， 法律法規的實施效果、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社情民意、國際社會的反應與評價等輿情信息也成為立法決策機構關注的重點， 在委托咨詢和專題信息定制業務中的比例逐漸上升。從重視立法決策的前期文獻調研、論證和借鑒， 到關注立法決策結果的輿情和影響，無一不體現出我國立法決策日趨科學化和民主化的發展態勢。國外智庫有關中國研究的信息和豐碩成果對于上述信息需求而言提供了一個領域較完整、相對獨特且具有很高價值的參考信息源。與其他立法決策服務機構相比， 文獻信息咨詢服務是圖書館立法決策服務的特色和優勢。重視并盡早著手開展國外智庫中國研究成果的系統采集、分類整理和深入研究， 使高質量、高價值的網絡信息資源得以長久保存、有序整合和有效利用， 使參考服務信息源在圖書館傳統館藏文獻的基礎上得到豐富和擴充， 使決策者能夠及時獲取不同立場的觀點和不同角度的分析， 從而使以文獻信息為基礎和特色的圖書館決策參考服務水平得到切實提高。
據筆者統計， 在2010年“全球智庫評估報告”（TheGlobal - Go- To Think Tanks. ） 綜合排名前二十位的智庫中， 大約有十五家智庫建立了中國研究中心或中國研究項目（區域研究或主題研究）。這些研究項目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并以文本、音頻和視頻等多種媒體形式發布， 諸如研究報告（Paper）、簡報（Brief） 、綜述（Roundup） 、分析（Analysis） 、評論（Commentary）、證詞（Testimony） 、演講（Lectures） 、訪談（Interviews） 、專欄（Op- Ed） 、文章（Article） 和專著（Book） 等。發布渠道則囊括機構網站、E-mail、手機、RSS 訂閱以及Blog、Twitter、Podcasts、Facebook、YouTube等各種流行的互聯網傳播渠道。凡此種種， 在為信息資源的全面采集和有序整合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圖書館等決策信息服務機構帶來不小的挑戰。
對收集到的國外智庫的中國研究信息和成果進行解讀和綜述是另一種挑戰。有別于其他文獻和信息， 針對國外智庫中國研究的特點， 除了結論以外， 還應特別關注諸如問題分析的角度和方法， 采用的事實和理論依據， 引用的言論、文本和數據， 智庫和研究人員的意識形態背景， 研究結果可能產生的決策和輿論影響等問題。全面的解讀、理性的分析、準確的提煉和綜述是決策參考工作人員的責任。
作為信息資源的集散地， 圖書館在采集、組織、研究網絡信息資源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包括人力條件在信息查詢、信息組織和信息解讀方面具有豐富經驗的圖書館員； 網絡條件-- 國家圖書館、大型研究型圖書館和省級公共圖書館已具備互聯網使用條件； 技術條件--圖書館應用系統和網絡信息采集軟件的研發和應用。因此， 對國外智庫中國研究信息和成果進行收集整理并將之運用到決策參考服務中去， 對于承擔決策服務職能的圖書館來說， 既是應為之事， 也是可為之事。至于何為， 筆者擬另文再論， 此不贅述。
在《旋轉門：美國思想庫研究》 一書的序言中， 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寫道， “在本世紀，所有國家都應當更好地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領導人。對于中國和美國這樣對國際事務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這一點尤為重要。”[13]
領導人的國際視野除了自身修為之外， 部分也有賴于具有國際視野的“謀士” -- 決策服務工作者的支撐和幫助。圖書館的決策服務只有不斷更新服務理念、拓寬服務思路、深化服務內容、創新服務手段， 才能滿足決策者的需求， 為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盡己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