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 在人們的安全意識不斷提高，保護自身安全和財產的意識逐步增強的背景下，新聞媒體在涉及法制性信息傳播與新聞報道中，不僅要充分滿足和順應人民群眾對“知情權”的呼聲和需要，更要進一步研究其間出現的一些問題，牢牢把握主流話語權，讓“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 的新聞媒體的傳播理念真正發揮實效。
1、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把握主流話語權
正確輿論導向的作用一般應具有三個特征：第一，新聞報道要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主的原則，從積極、健康的方面引導人民群眾；第二，新聞報道要堅持以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為基調的原則，從全局觀念、社會責任方面引導人民群眾；第三，新聞報道要堅持以正視社會問題，不回避矛盾為前提的原則，從客觀、真實、公正的方面引導人民群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既要對國家的利益負責，又要對人民群眾負責； 既要對國家的穩定負責，又要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新聞媒體一旦失去主流話語權，黨和國家的聲音就無法通過新聞媒體傳遞給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就無法了解自己的黨和國家在想什么、做什么。這就要求新聞媒體必須深刻地理解輿論導向的含義， 并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而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實際上就是要求新聞媒體牢牢把握主流話語權。因為，主流話語權正是通過上述三個特征體現和反映出來的。
近幾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多次出臺一系列規定，明確提出限制播出無限制地反映公安戰線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和新聞紀實性作品，但是仍然有少數傳媒機構和新聞媒體忽視這個問題。某些影視作品報道出現了某種惡俗化傾向：對負面人物和事件有過分正面的刻畫和渲染，強調其身世和經歷的不幸與無辜，并將其歸咎于家庭和社會的原因。他們慣有的理由之一是這樣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社會現狀和生活實際。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從微觀層面上說，任何詮釋都是來自特定時空和歷史情境的男男女女：任何了解與詮釋都必須以世俗化、歷史化、脈絡化的方式來進行……這些都涉及文本的閱讀與詮釋，而任何讀者與詮釋者也必然早已處于特定的時空位置，具有特定的利益和形形色色的從屬關系，沒有完全的所謂的客觀、中立、超然之說。①模糊性的解讀和指向只會讓人產生認知上的偏差和曲解，美其名曰：深度報道，實則嚴重弱化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不良影響，特別是在那些具有潛在犯罪群體中間造成了扭曲性隱性誤導，尤其是間接地形成并鼓勵了一種“只要合情理的事情不管法律是否允許都可以去做”的思維模式。從宏觀層面說，對容易引起受眾情緒波動和思想意識形成的重大法制性信息的新聞報道所表現出的立場、態度將對社會輿論和公眾產生非常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直接觸及戰略性、全局性的重大核心利益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價值觀的建構。因此，新聞媒體要始終強調一個核心的輿論導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有人觸犯了法律，就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生的失敗、挫折不能成為自暴自棄的理由，更不能成為走上犯罪道路的借口。
2、有效引導網民，形成強有力的輿論壓力
新聞媒體在對法制性信息傳播的過程中， 除了能直接表明黨和國家對打擊社會犯罪和反恐活動的不可動搖的信念，順應并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在于它有能力、有條件做到運用具有中國特色的“走群眾路線”的輿論傳播特點， 努力影響和爭取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新社群---網民。網民已經發展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傳播力量， 它將是未來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網民人數已經達到2.98億（寬帶接入者2.7億），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法國的人口之和�；ヂ摼W的普及率達到了22.6%，首次超過了21.9%的全球平均水平。他們以更加模糊、更加多元的面孔在互聯網上游弋， 既可以輕易跨越信息化的領土邊界， 又能在瞬間聚集起群情激奮的議事廣場； 既可以冷靜理性地表達對單個議題的個人見解， 也能快速促成地面集體行動。②因此，新聞媒體應辯證地、積極地看待其具有的正面效應的一面， 善于與網民對話和溝通，特別是在重大熱點、難點問題上征求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形成強有力的輿論氛圍和壓力， 這和單純地建立大型的流動法制教育宣傳車去教育民眾相比， 具有更為強大的信息覆蓋能力和傳播效果。比如，前一段時間，國內主流媒體報道了重慶開展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的打黑行動，在這個過程中，重慶市公安局公開向全社會， 特別是向廣大網民征集線索和情報，充分證明了“民意在網絡上的現身，不再是噓的一聲，而是轟的一聲；不再是意見領袖的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的成群結隊�！雹圻@種前所未有的尊重網民意見和建議的方式一經媒體報道， 立即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反響， 空前地增強了政府和媒體在民眾中的信任感和公信力。
3、強調新聞報道的現場精確，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意見
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其主要標志就是：能夠為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提供具有相當價值的參考意見。新聞媒體在涉及法制性信息傳播與報道過程中，無論是對報道方針政策上的理解，還是對“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實踐，最終都集中于一個核心問題：新聞傳播的現場精確。筆者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涉及這方面的理論性的深度報道系列的整體報道框架表明某媒體仍然處于對第二手材料的認識當中，他們并沒有真正體驗到千真萬確的世界，他們的經驗本身是由刻板化的意義來選擇的，并由現成的詮釋來塑造……每個人都與別人談論觀察與詮釋，但是其報道的方式恐怕大多是別人的話語和圖像，只是被他占有而已。④因此，新聞媒體必須要直接進入事件發生的第一現場，直接采訪當事人和相關知情人，從現場入手掌握和核對相關信息內容的精確性，而不是道聽途說。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會直接給國家相關部門的決策和判斷帶來非常重大的影響。
4、加強保密意識教育，保護執法人員的安全
新聞媒體在加強保密意識教育方面，應該堅持“兩多兩少”的要求。具體的含義指：多說事態的形勢和戰果、少說具體細節；多說黨和國家打擊社會犯罪和反恐怖活動的決心、少說事件的詳細細節內容和信息�，F在有些電視臺缺乏和忽視保密意識，某些法制節目為了增強真實性，全程報道執法人員辦案的過程和抓捕程序。更有甚者，直接追蹤報道公安人員從開會分析思路、部署方案、抓捕罪犯、審訊的全過程等無所不包，這為今后的公安工作帶來了非常大的潛在危險。
最近幾年， 經常有一些戰斗在前沿的公安干警被媒體大肆炒作， 很多主流媒體披露了大量有關他們個人以及他們親屬的信息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這不僅增加了抓獲犯罪嫌疑人的難度， 而且也對其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筆者認為， 新聞媒體一定要擯棄一種“犯罪分子從來不關注相關信息和報道”的先驗式的邏輯預設前提。因為，越來越多的高智商犯罪的案例早已證明了這種想法的天真和幼稚， 在越來越強調傳播話語權背景下的各種傳播媒體平臺上， 一些犯罪集團和個體的犯罪分子也開始明目張膽地建立自己的信息傳播和接受渠道， 擴展自己的非法活動。⑤對于這種潛流，新聞媒體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備。
5、貫徹職業道德，體現人文關懷
新聞媒體的職業道德和人文關懷是一種基本素質，就像一個人要仁義、善良、有愛心一樣。這種基本素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體現。第一，要有分明的是非觀。涇渭分明，是非清楚，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使讀者有信任感、認同感，對新聞媒體有較好的口碑。第二，要有嚴肅的職業觀。真實、準確是其核心，誠實、客觀是其基礎，嚴肅、認真是其性格。第三，要有可貴的同情心。同情和關愛是無法分開的。有了它，會讓讀者對新聞媒體產生親和力。新聞媒體如果沒有同情心，就會變得冷漠、麻木。
2004年9月初， 當時有個別地方電視臺在播放俄羅斯“別斯蘭人質”事件的新聞報道中， 屏幕下方居然播出有獎競猜的活動， 竟要求觀眾回答在俄羅斯人質危機中， 到節目播出截止時間為止一共有多少人喪生， 引起了廣大觀眾的強烈不滿，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立即在第一時間作出批示， 對事件發生的有關責任人和單位做出嚴肅處理。人性的關懷和公共精神不僅是理論上的闡述，更是在實際行動中貫徹和體現的。采取多種方式來吸引觀眾的眼球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不能置自身的操守于不顧，墮落到如此無情和冷漠的地步， 拿著傷亡人數做娛樂性的有獎競猜。這種把生命喪失的消息當成獲得商業利益手段的行為，是新聞媒體的恥辱。
6、樹立適度的報道原則，預防“法制性信息傳播的悖論效應”
筆者提出的“法制性信息傳播的悖論效應”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指新聞媒體在報道過程中過于渲染某個方面的事物、人物的負面作用，引發群眾對社會風氣下降的憤怒和不滿，使大量的可能潛在的犯罪分子對案件進行研究，并開始新一輪的社會犯罪和恐怖活動，而這反過來又刺激媒體進行追蹤報道和分析，從而陷入消極、被動報道的惡性循環中。第二個方面是指新聞媒體傳播和報道這類信息內容的目的是為了讓受眾享有知情權，但是在某些特定條件和環境下，處于流動狀態的信息資源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裂變和分化被非法的勢力或個體利用。他們可以利用新聞媒體對法制性信息的敏感和關注的心理，進一步激發其內在的信息擴散的興趣，從而最大限度地達到其散播仇恨和報復的思想，沖擊正常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安定，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和影響。
2006年賀歲片《天下無賊》上映以后，在全國范圍內相繼發生了一系列和片中描述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的案件，根據后來的犯罪人員交代，他們就是受到這部電影中扒竊行為的啟發而作案的。這個事例屬于這種“悖論效應”的第一個方面。而2002年俄羅斯莫斯科劇場人質被劫持事件和2004年的“別斯蘭人質”事件報道出現的問題則屬于“悖論效應”的第二個方面。
在這兩例事件中，俄羅斯媒體的某些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和做法值得我國的新聞媒體從中吸取經驗教訓。2002年俄羅斯莫斯科劇場人質被劫持事件，俄羅斯經驗很豐富的反恐怖特種部隊的相關人士， 曾經不斷地告誡前來報道的新聞媒體， 在報道的時候一定要特別謹慎和小心， 絕對不能對解救人質產生負面的影響，特別是不要播放和刊登那些只會把事情搞得非常糟糕的專家和現場第一線記者的言論和報道。但是，俄羅斯媒體根本不聽特種部隊相關人士的勸告和提醒，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出現了兩次非常嚴重的錯誤。第一次錯誤是當恐怖分子與政府部門談判期間，莫斯科當地的一家媒體在關于人質家屬報道的時候，說出了當時某位部長的兒女也被劫持的消息�？植婪肿釉谕鈬膬葢吹较⒑�，立即把這對兒女找到，并企圖利用他們向營救人質的特種部隊提出交換條件。后來，俄羅斯政府在調查這個事件之后，嚴厲地譴責并制裁了這家向恐怖分子間接“通風報信”的媒體。
第二次錯誤是當談判失敗后，特種部隊準備進行強行攻擊之前的準備階段，很多媒體對解救人質的現場部隊指揮所的地點，軍警的人數，安排和部署的位置，攜帶的武器性能、類型，被劫持人質家屬等情況進行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和報道，特別是透露了劇場的秘密安全通道，導致了后來負責解救人質的“阿爾法”特種部隊的進攻路線被恐怖分子知道，恐怖分子立即在特種部隊的必經之地埋設了地雷來阻止和延緩特種部隊的進攻，造成了嚴重的傷亡，極大地延誤了戰機。
2004年發生的“別斯蘭人質” 事件中，新聞媒體仍然重復了2002年的錯誤，再次提前把俄羅斯特種部隊的行動路線和部署公布出去，讓車臣非法武裝分子在特種部隊經過的線路上進行了突然襲擊，造成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特種部隊組建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傷亡。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新聞媒體在涉及重大敏感的法制性信息報道的時候，應該在不泄露機密的情況下，善于用概括和寬泛的言辭揭露其中的謊言和偽裝。仍以2002年的莫斯科劇場人質事件為例， 在這次人質劫持事件發生前后，陸續出現了一些協助或幫助車臣非法武裝進行襲擊無辜平民的女性成員。當時，有一些西方媒體聲稱：這些女性都是為爭取民主和自由權利的群眾，她們加入其中是因為俄羅斯特種部隊打死了他們的丈夫，她們是為了報仇而進行的“正義的反抗”。針對這個帶有誤導性的報道框架的預設，俄羅斯的媒體馬上給予了針鋒相對的駁斥， 在經過仔細詢問有關負責人之后，俄羅斯的新聞媒體采取了詳細與模糊兩種傳播手法向外界發布信息，一方面，非常細致地向公眾說明了這些女性的真實身份和情況： 她們根本不是無辜的平民，她們都是車臣非法武裝勢力當中的女性自殺式襲擊成員，在襲擊事件當中，她們要么假扮成無辜的群眾混入其中，隨時控制人質， 要么協助男性成員進行襲擊活動。她們對自己行動的目的和任務非常清楚；而另一方面，只用概括和寬泛的言辭透露了這些女性成員大部分已經被俄羅斯特種部隊抓獲，但沒有透露具體的抓捕技巧和方式。這種報道的策略不僅非常有效地向公眾說明了事件的真相，制止了謠言的散播，而且其模糊的語言讓潛在的恐怖分子難以精確地知道內情，最大限度的保護了自身和公眾的利益。
結語
新聞媒體在以打擊社會犯罪和反恐活動為主的法制性信息傳播與報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輿論導向是否正確，是否能有效引領和整合網民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作為“社會狀況的指向標” 是否真正擔負起社會預警的功能，是否有效地發動社會各界集思廣益，讓有益的理論成果真正落到實處等方面，尤其是基于法制性信息框架下的六種傳播維度的改進與完善會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僅僅是為了讓廣大民眾擁有“知情權”，更重要的是能夠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現代化建設作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