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的外表氣派與芝加哥城的現代氣息相去甚遠。這個學校太像修道院了。好在安然靜默利于沉思，枯燥無聊有益學問。在學問上，芝大有精彩的故事，在120 年的歷史上，出過87名諾獎獲得者，數量居世界第一。
法學院生產思想很難得
法學院是大學的一部分，芝大法學院與其他院系尤其融合：它處在大學的南部邊沿，與大部分院系隔著一條大馬路。法學院教師和學生經常到路對面的經濟學院、管理學院、哲學系聽課學習、參與研討。芝大法學院也與其他院系一同創造了不起的思想：科斯、貝克爾、波斯納建構的整個法律經濟學，泰勒（Richard Thaler）、桑斯坦的行為法律經濟學，以及哈克曼（James Heckman）、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經濟學和哲學中推進的“教育-能力”理論。能夠生產思想對法學院而言十分難得。法律學科由于其自身特點，極少能供應影響人類進程的智慧，但芝大法學院似乎是個例外。
芝大法學院是美國法律研究的重鎮。在美國法律界，它也以嚴謹濃厚的學術氛圍知名。實際上，這里總能產出美國法學界的代表性人物，從波斯納、愛潑斯坦，到桑斯坦、萊西格、小波斯納；總統奧巴馬參政前也是這兒的教師。
交叉學科得益于學術交流平臺
芝大法學院氛圍的形成根植于它與其他學科的真誠交流。法律研究自身不產生關于因果關系的知識，也不可能輸出哲理人倫，對（社會）科學理論和人類智慧的貢獻都極其有限；因此，如果不向其他學科尋求幫助，法律研究者很難作出任何深刻和有益的思考。而這所法學院的最大好處就是交叉學科交流的風氣和習慣。這得益于它豐富的學術交流平臺，比如僅有一路之隔的芝大其他學院，又如法學院各種各樣的研討會（workshop）；另一個重要平臺是學院兩本教師編輯的刊物：《法律經濟學期刊》和《法律研究期刊》。它們都是美國法律交叉學科研究中的頂級刊物。《法律經濟學期刊》的歷史，國內法律和經濟學界比較熟悉。就《法律研究期刊》而言，通常人們認為科斯在1972 年想再辦一本法律交叉學科的刊物，以促進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法律現象和問題，遂與波斯納一起創辦了這個刊物。但實際情況是，科斯關注的是從法律和制度安排中發現經濟規律，而對法律問題本身則興趣寥寥；但投向《法律經濟學期刊》的后種類型稿件實在太多，其中不少是佳作。為保障原期刊的純正品位，又不浪費佳作，科斯才勉為其難再開辦刊物，以收納其他稿件。在此后的40 多年里，這兩本期刊都成為法律交叉學科研究的重要平臺。包容傳統源于一場討論。
芝大法學院開放包容的傳統，得益于建院伊始的一場討論。1902 年，法學院剛剛成立，教師弗恩德（Ernst Freund）希望加強社會科學學科的教學，堅持在法學院引入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課程。而建院院長比爾 （Joseph Henry Beale）則堅決反對，在一封寫給芝大校長哈泊的信中，他提到：“他（弗恩德）希望往三年的課程里塞進與法律毫不沾邊的科目，這無疑會減少投入到法律學習中的時間和思考。這是一個非常鄭重和極端重要的問題。”芝大法學院沒有接納建院院長的理念。比爾在建院兩年后離開芝加哥，法學院由弗恩德領銜。在此后的20 多年里，他逐步將社會科學引入法學院的課程表。到1920 年代，這些通常被稱為“研討課”（seminar）的課程已涉及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科學。芝大法學院的課程設置深受當時美國法律現實主義運動影響。芝大法學院比較年輕，也比其他老牌學院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沒有法律形式主義的歷史包袱成為其后發優勢，進而為此后的法律經濟學運動打下基礎。
芝大法學院的規模很小，學生共600人出頭。相比之下，教師群體卻很龐大。法學院教師大致分成專職教師、講師和法律診所講師。專職教師50人左右，平日在法學院進行教學和研究；講師多為在實務部門供職并具有學術造詣的人士（如波斯納法官、伊斯布魯克法官），他們受聘在法學院長期開課；法律診所講師則帶領學生開展出庭、法律援助等實務訓練。法學院只有一座主建筑，既是圖書館，也是教師辦公室，學生與老師交流非常方便。
教師授課時非常重視學術思維培養。學院為避免學生染上“書呆子”氣，外聘實務人士的教學和診所式法律教育自1980 年代后逐步增多。現在，傳統法學院課程（憲法、訴訟法、合同法等）、偏學術研究類課程 （價格理論、法律思想經典、女權主義）、實務類課程（會計、訴訟診所、公司金融）比例大致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