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租威海衛歷史檔案”（以下簡稱英租檔案）為英租威海衛法律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1]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一再冒出這樣的問題：什么是檔案，應當如何看待和利用英租檔案？這個問題既來自筆者的研究計劃，也來自閱讀檔案過程中的各種偶然刺激，因為每一次閱讀你都會在新的檔案材料里發現新話題，產生新“想法”，困惑你的問題越來越多，從而讓你不得不意識到應當對檔案本身以及對檔案的態度有所反思。這種反思的結果是，促使筆者意識到檔案閱讀與法律史研究之間存在著一種具體的解釋學關聯，選擇一種具體有效的解釋學路徑對法律史研究具有前提性意義。
本文無意于抽象地討論解釋學的那些原則、方法，而是希望在具體的檔案文件關系中，以英租威海衛法律史研究為例，盤查解釋學得以顯示具體效力的某些具體話題。
一、檔案文件的自身關系
英租檔案的豐富、龐大就象一個巨大迷宮，在你尋找這一出口時，往往帶你進入的是另一個入口，它甚至讓人想到被胡亂堆積在某個角落里的巴爾扎克原始手稿。它展現了一個五光十色的歷史畫卷，從制度運做到市井百態，從鄉村風俗到各類私人生活場景，幾乎無所不及。每當我置身于那些故紙堆時，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閱讀沖動：看看某個學校的課程安排，某個學生的成績單；算算人力車夫的月收入，并與政府官員的收入比較一下；國際形勢與國內局勢對威海衛煙土生意人產生了什么影響；在駱克哈特（一位在威擔任了19年行政長官的中國通）私人信件中，什么地方談到了他感興趣的《紅樓夢》——一份篇幅很長的檔案顯示，駱克哈特對中國文學抱有極大的興趣[2]。這讓我產生一種感覺與想法：駱克哈特與英國殖民部越來越疏遠的關系與他日益增長的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似乎有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對了解他受中國文化侵染的程度會有幫助，進而有助于了解他在法律解釋上可能加入的中國文化的“前見”。正如加達默爾所說：“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3]
然而，當你報以這樣的沖動去閱讀時，你讀到的只是些語焉不詳的片段。在這一檔案中引起你興趣的內容，或許你會意外地在另一份檔案中發現它的“下文”，但它們同樣也是些片段，無法滿足你刨根問底的好奇。類似引發福柯創作“無名者生活”的檔案材料，在英租檔案中屢見不鮮。然而，福柯并不打算看到那些“無名者”生活畫卷的長篇，他甚至希望人物本身不引人注目，那些人物屬于注定要匆匆一世卻不留痕跡的千千萬萬的存在者。但是，他們在某一刻會“爆炸”，“為一次暴力，某種能量，一種過度的邪惡、粗鄙、卑賤、固執或厄運所激發”。福柯搜尋的就是這些微不足道、難以分辨卻能量巨大的粒子。福柯的這種閱讀偏好與寫作訴求體現了他的后現代沖動。[4]與福柯不同，筆者由于受到豐富材料的誘惑及“歷史故事”心理偏好的驅使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要看到“下回分解”，除了無名者也想看到有名者甚至顯赫如莊士敦[5]一類人物的長篇，但收獲無幾，幾乎總是大失所望。是什么使這些活生生的人物與事件只有作為支離破碎的甲骨文式殘片時才保存在檔案中呢？
顯然，并非由于時間，而是出于制度。這些檔案原本就是按照某種制度制作出來的，它的話語邏輯與興趣愛好是某種制度事先安排好了的。制度有它自己的歷史連續觀，在它的制度化的集體無意識中，它知道自己所處的歷史位置。這些檔案早在19世紀末就開始編織一個連續的歷史，一個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國中之國”。檔案本身就包含著一個有主導性話題的文本系統，這種主導性首先要排除那些被認為“無需保留”、“沒有價值”、“無意義”的文件與話語，比如，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找到某個學生曾經寫出的一篇感人至深的優秀作文，他的人生狀況或許正是在這篇作文中得以表露。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他的考試成績。這個學生的考試成績之所以被保存下來，是因為在制度看來它具有某種價值和意義，是制度把它命名為關于什么什么的“檔案”。在教育的所謂教化中其實包含各種“規訓”，這些“規訓”是比刑罰更為有效和持久的社會控制方式。在這種“規訓”中，考試引入了法律的“無形之手”，考試成績是教育機構施以某種獎勵與“懲罰”的依據。這或許就是我們為什么可以輕易地發現那么多“考試成績單”，卻找不到一篇“沉默了的”學生作文的秘密。我們看到，這種制度性的文件從一開始關心的就只是制度本身，它并不關心在制度中偶然出現的人。
在那些表面上看似雜亂無章的制度性文件堆積中，存在著它的“家族類似性”的文件關系。它們在無邊無際的文明話語世界中突如其來地冒出，隨后又淹沒在暗無天日中，直到現在它們還被冷落在英國和中國的某些角落。[6]但它們就象你電腦中某個GIF動畫文件一樣，即使你永遠不去點擊打開它，它也在自身的關聯性中永動機式地不知疲倦地動著，它的連續顯示是由程序編制好了的，這一幀后面必然跟隨著那一幀。檔案文件的表面秩序盡管較為混亂，但它們提供的話語則存在著一個井然有序的關聯，這種連續的有機的話語世界，是由對象與主題決定了的。在特定對象的標記下，或者說以特定對象為參照下，它們形成一個整體，一個有關聯的話語群。而主題則提供一種內在的話語的重新組織關系。發現、安置這個對象的具體位置，理解、說明主題的基本思想，這是傳統歷史學的基本工作。在這一工作的更為細致的專業領域，比如法律史學科，它首先關心的會是：哪些檔案保存、記述了那些法律？隨后，法律史學科將做更細的區分，它要問：哪些屬于公法哪些屬于私法，有關土地制度的法律又保存在哪些文件上等等。不止于此，法律史學科還需要進入“構筑歷史”的那些材料：哪些屬于這些法律的背景材料？在這些背景材料中，哪些屬于關于立法的，哪些屬于關于司法的，哪些屬于關于行政執法的等等。
這里，涉及檔案分類與剝離法律制度文本話語的關系。檔案管理術語中對什么是“全宗內檔案的分類”解釋是：按照全宗內檔案的來源程序、產生時間、內容和形式的異同分門別類，構成有機的體系，以條理地反映立檔單位的歷史面貌。檔案管理術 語中的這個解釋提供了分類的多重標準。分類總是以分類者信賴的知識體系為依托并取決于目標與實踐興趣。一宗檔案的內部有一個分類，而某一研究課題將按照自己的需要對檔案進行研究性的再分類，這時，檔案是作為具體課題的研究對象看待的，它具有了學科與具體課題賦予它的新的價值與使命。這種工作好象在分割文件以及它所包含的文本，因為它是在按另一種原則或思路重新組織歷史陳述。但是，正象上面提到的那個GIF動畫文件一樣，有關聯的話語群本身完整無損，依然故我。法律史學科只是在拷貝連續幀中的某些段——一定數量的幀，它只是有選擇地拷貝，而不是創作一個新的GIF動畫文件。傳統歷史理論在其哲學向度上總是力圖追問“起源”與“本質”這樣一些“形而上學”問題，它要描述或再現一個事先未經反省的“連續性”、一個整體性的“宏大歷史”，而問題的解決又寄托于各種“起源”、“本質”觀念的創作力與統一力。這樣，它其實已經超出了歷史文本本身。我們還是以GIF動畫文件為例：某一GIF動畫文件之所以成為一個獨特的GIF動畫文件，只是在于構成它的材料——各種靜止的GIF圖象文件與材料之間的秩序安排，我們既不能把某一個最先的靜止圖象，也不能把那些靜止圖象的秩序安排當作本源。如果非讓本源的概念出現不可，那就只有超越GIF動畫文件的實際存在即超越它作為可看的文件這一實際存在，也就是說必須先把GIF動畫文件本身“形上”化，使它不再是一個可看的對象。我們看到，GIF動畫文件作為一個可看的文件，它只是提供每一幀出現的方式與條件。同樣，歷史上實際存在著的那些文件以及它所包含的文本，也只是提供歷史陳述出現的方式與條件，如果我們象看待GIF動畫文件那樣去看待歷史檔案文件，我們就既不可能讀出什么背后的“本質”，也不可能追問它的“本源”。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對連續性的“優先形式”作了分析，他認為應當擯棄兩個觀念：一是，“認為在所有表面的起始之外，還有著一個秘密的起源”；二是，“以為每一個明顯話語都神秘地建立在一個已說過的東西上；而這個已說過的東西并不簡單的是一句說出來的話，一篇書寫出來的本文，而是一個‘從未說過的東西’”。[7]這是他對“本源”與“本質”的解釋學拒斥。
這里，我們涉及的是歷史理論與解釋學中最難論辯的領域，它所關涉的問題極為復雜，深度又幾乎望不到底。本文并不奢望解決這類問題，只是試圖在法律史研究的一個具體課題上指出“本源”，“本質”觀念的介入將意味著什么。即使出于對檔案文本閱讀的策略考慮，“本源”，“本質”觀念的介入如果不是有害，也是多此一舉。檔案文件本身存在的自身關系，只有在我們擯棄了形而上學的閱讀時，才向我們敞開，它才是一個自治的話語領域、一個真實的永動的GIF動畫文件。
上述理解并不意味著研究者主觀性的排除。其實，標榜研究者的絕對客觀中立，不是誤解研究作為一種解釋的實質，就是別有用意。應當看到，愛好、價值取向以及認識工具等主觀性因素不僅無法排除，而且是研究不可缺少的積極要素。當然，這些要素應當加以規范，它要求至少不能曲解文件話語的所指與能指，不應任意篡改歷史陳述在文件層次上的位置關系等等。我們可以在另一種秩序中讓歷史陳述排列給我們看，但必須指出它們的文件原出處。比如，我們完全可以并有必要把所有來自英國本土的適用于英租威海衛的法律文件按時間順序或按法律效力的等級排列在一起，以及進一步，我們把關于前一個序列的背景性、評論性檔案文件也抽取出來，按各種便于描述的形式排列在一起。但是，1898年的評論性檔案文件不能混同于1902年的評論性檔案文件，它們的時間“血統”不比它們為之服務的效力等級中的“血統”更低。這里所說的文件原出處，不是說僅僅指出歷史陳述在充滿字跡的文件上的位置，或者那些歷史陳述究竟在哪些文件上，而是說，我們還要指出提供歷史陳述寄身之所的那些文件的真正歷史來源：作者是誰，他們依據什么又處于什么條件下。這樣的提問，意味著讓歷史陳述打破作者的牢籠——作者的意圖不再是一個享有特權的有效的優先解釋。
在上述前提下，主觀性因素無論在作為附著物還是話語組織方式的形式中涌現，都有它存在的正當性。比如，當我們認為在英租檔案中存在著它的某種主題時，這種假定既體現了一種認識方式，一種解釋學觀點，又必然包含某種價值取向，某種主觀意圖，某種“前識”或“偏見”，[8]某種業已形成的我們無法擺脫的“宏大敘事”。其中，“殖民主義”被視為英租檔案主題中的一個構成“學說”，就正是這樣。
二、檔案文件的主題分析
在檔案文件自身構成的文件家族中，存在著它的“主題”，它的基本“學說”與“學說構成”，它的“評論”及“作者”。[9]其中，“學說”是一個我們容易辨認的標識。然而，“學說”的成分是含混的，即使我們做了相當深入的分析讀解工作，它還是表現出一種“雜家”式的混合，在英租檔案中至少混合著這樣一些“學說”性成分：天然霸權式的“殖民主義”，無可辯駁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可供共同消費的廉價的“人道主義”、“法治主義”，神圣的體現著正義的“歷史進化論”，甚至寬容的迷戀古老東方文明的“文化融合主義”[10]等等。這些“學說”滲透在檔案文件的字里行間，為它的客體——一塊現在由英國人統治的中國土地，一個中國政府現在無權過問的地方——提供統治與文明的理由與意義。
然而，歷史既不是“學說”創造的，理由與意義也不總是表現在“學說”里。“學說”會提示出產生檔案文件的歷史上那些人的某些存在狀態以及相互關系：他們可能會怎么想，他們的想法可能怎樣影響到他們的行為，他們之間可能怎樣互相打量、商談、交易等等。無容置疑，檔案顯示的歷史事件、過程、法律制度，與時間向度上存在過的歷史事件、過程、法律制度是兩個東西。應當指出，檔案顯示的歷史有它獨特的地位和價值，一般來說，在相同的參照系下，它的記錄相對更“原始” 更“確切”[11]。我們透過檔案了解的歷史并不是在歷史之外，檔案本身就是歷史。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檔案還講述歷史，我們可以通過它何以講述、怎樣講述，了解更多的言外之意。
那么，這個由檔案告訴我們的歷史的條件與出現方式是什么？是上述“學說”中的一個或幾個的混合嗎？筆者以為，這要問是誰在決定檔案的產生與存在價值？答案是權力，是那個決定哪些話語具有歷史意義，并應當以何種方式上升為歷史性話語的權力，這一權力在制度安排中已經按部就班。或許我們會在歷史的“起源”或“本質”觀念中找到一個更漂亮的答案，或許這一提問已經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但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堅守在檔案文件本身存在的自身關系中，在一個自治的話語領域，問題及其答案始終是向我們敞開著的，因為我們所問的針對性始終停留在本身作為歷史的檔案上。這里，“權力—知識”概念的有效性是在具體的檔案文件關系中提出并要求加以檢驗的。
在這種權力支配下，無名者與有名者的界限早已模糊，這里，作者只是一些面具，它指示說話者在制度關系中的地位與權力身份。他們只是制度話語中的符號：人死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概念的無效，相反，作者通過“人死了”的否定性顯示出他們與文本的具體結構關系。這里，政府秘書處與行政長官不同，行政長官的公開演講與街頭匿名張貼的政治標語不同。當我們在閱讀分析比如象“行政長官在林家院的講話”與“抗日救亡宣傳單”[12]這樣不同的檔案文件時，具有歷史決定意義的內容并不來自作者標記的“人”，而是作者在制度結構關系中的地位，而其結構性關系是由更核心的權力提供的。現在的歷史與歷史的歷史是不同的。被統稱為某一文件或作品中的陳述，其實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于文件或作品中，它們只是被“表達”在那里，因而，陳述如何出現及其條件是歷史解釋必須加以處理的。譬如，某一陳述性法律或法律的話語陳述，可以表達在清律中，也可以表達在明律中，作者可以是朱元璋，也可以是康熙。但這些陳述性法律除了它的“物質性”外——外在性，排斥的“多”，它們有自己的形式化力量，用美文學表達，它們有秩序的偏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法的歷史學派及馬克思的觀點是對的，法律不是被創造出來的，不過是某種事實或既定關系的記錄與表達，因而，相對來說重要的不是立法，而是利用或改變那些關系。
前面提到的權力，是非常具體的一種力量關系，在不同的條件中它們的性質、表現形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威海衛的劃界事件上——英國人初來劃界時，屢遭襲擊，對抗力量的不對稱顯而易見，但由于對抗一方的中國人畢竟是日后的鄰居與臣民，英國人不得不有所顧忌，英國人的鎮壓策略顯然不同于偶遇海盜襲擊時的策略。以力量為基礎的權力運做天生就知道要保持和增殖作為基礎的力量。以強大力量為后盾所表現的“溫和”就是這種保持和增殖的一種策略，這種權力抱有更大的征服目標——使自己變為權利，一旦權利義務關系出現，權力面對的挑戰就大大減少。那么，他們是如何推進這一進程的呢？是用“利益”！而利益，我們知道是由權力支配著的，權力可以對之加以調節與分配。權力支配利益的社會方式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它包含一整套被意識形態包裝著的制度體系。就法律制度看，英租威海衛的“二元法律”，無疑體現了權力的這種策略性，“中國法律與風俗習慣的適用”[13]不是無條件的，“適用”的控制權掌握在英國統治者手里。適用的條件是“以不背公允與道德者為限”，這是權力的進退之道。然而，權力的這一真實的征服史，并不直接寫在他的檔案上，他的主要寫作手法是“白描”，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學說”、“評論”、“作者”這三個意義窗口去觀看他的真面目。
不止法律帝國中出現了“二元法律”，社會空間也出現了新的劃分，我們可以借用“異質空間”[14]來表達這種劃分，也可以在“異托邦”的意義上思考它，相對于“烏托邦”之不存在的地方，它是存在的另一地方。[15]異質空間讓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感覺到他們生活在“另一地方”。如果他們不滿足現有的生活狀態與秩序，“烏托邦”便隨之產生，“烏托邦”的統治意義在于提供承受變化的心理基礎。英國人在異質空間要建立一套新的秩序，新的知識與話語世界，但卻要讓中國人感覺生活在原先習慣的世界，以減輕新知識教化的成本，他們采用了欺騙即“中國法律與風俗習慣的適用”，這種被適用的是已經被納入新制度新話語總體中的殘缺不全的東西，這是權力的威海衛征服史上必然的一步。
進一步說，“中國法律與風俗習慣的適用”還引出了制度性、合法性及秩序性知識、與被壓制的知識[16]的區分，這是由制度強力分割開來的兩個話語世界。這里，不被適用的知識/話語被管制起來，它不可以進入那個應當“適用”的法律帝國。但是，在法律社會學與“知識考古學”的視野里，在這個被壓制的知識世界中，陳述沒有被消滅，它們只是要么無家可歸，要么轉入反抗的異類話語。其中一部分濟身于權力話語中，只是它們被收編并賦予了有“身份”的作者的名下；另一部分被排斥在制度知識之外。要防止這些被壓抑的話語、知識死灰復燃的可能，構成中英兩種文化聯盟的隱蔽的重要動機，這是從現代性角度把握歷史的一個話題。英國人要在殖民地建立它的海外現代文明，中國人也意識到需要現代化。在這一共同的現代性目標與實際的歷史建構過程中，話語的理性化、制度化構成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對邊緣話語的壓抑與鎮壓。從上述“權力—知識”的思路看，重要的不是哪些知識、話語屬于“適用”的“中國法律與風俗習慣”，而是哪些被認為屬于“不適用”的范圍。“是”什么已經被制度規定下來，“不是”什么則是一個“沉默的世界”。在這個視野里，許多現象就有了新的典型分析意義，其中威海衛監獄的文明化就是一個例子。監獄的文明化體現在醫生的介入，囚糧的全透明式公正分配[17]等舉措上，我們注意到，現代文明在英租威海衛同樣采用了更大更有效也更隱蔽的控制手段。
歷史的人道主義發展并不是一個虛構，但人道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方式，它的解釋學方法，它對文獻材料的態度卻充滿了虛構。問題并不出在人道主義的“前識”，而是在于閱讀理解或重組話語的方法——本質主義[18]。威海衛歷史檔案文件中混合著的人道主義、殖民主義、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現代主義理想等等，都可以在制度權力的點上組織起來。讓分散的歷史陳述講解歷史，讓中性的歷史話語說出意義，讓凌亂的歷史文本顯示主題，這就是檔案文本的閱讀，這是任何一種正常閱讀中一再發生的。而這種理解的閱讀是以所謂“偏見”為前提的。在閱讀之前，我們已經有了關于“殖民主義”、“西方中心論”等等觀念。我們應當思考，當福柯解說那些關于瘋癲的檔案性文件時，他究竟想說和究竟在說什么？他難道不是在某種“偏見”下勾畫，闡明一個反理性主義的主題嗎？
上述對主題的“考問”，關注的是“來源”和“出現”，這種閱讀不認為應當把檔案文件歸結為是對歷史遺跡的記錄，而是認為，檔案文件本身就是歷史事件，就是歷史遺跡。因此，解釋的中心問題不應是文件、文本說了什么，而是它為什么這樣說。
三、檔案的知識考古學語境
早在古希臘文明發源地克里特島和邁錫尼城時代就出現了檔案與檔案管理。在那個書寫材料只是石頭、皮革、棕櫚葉、泥板、紙草和羊皮紙的時代，由于社會管理的需要，就逐漸形成了檔案收藏機構，如王室檔案館、城邦檔案館和王國檔案館。中國的檔案與檔案管理不僅歷史悠久而且表現出其他文化鮮見的連續性，與其他文化一樣，從商代采用穿扎成冊的方法保管甲骨檔案，到明代整理黃冊采用年代-地區分類標準，檔案從一開始就體現了它鮮明的特性——極強的實踐性、制度性和意識形態性。檔案不過是制度以某種方式表現自身存在的主體退場的作品，這樣的作品來自于一種特殊的集體創作。正象現代檔案管理術語稱它為“全宗檔案”那樣，[19]它是一個整體，一個“單位”。而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立檔單位形成的互有聯系不易區分全宗而作為一個全宗對待的文件整體，在檔案管理術語上被稱之為聯合全宗。檔案為什么按全宗進行整理？現代檔案管理學認為，這種整理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文件之間的歷史聯系，完整地反映對象活動的全部內容與過程，從而便于檔案的保管和利用。這里，檔案被視為一種“反映”歷史連續性的文件資料，檔案管理學已經深深地嵌入到記錄宏大敘事的渴望中。
顯然，這種特殊的集體創作與一般意義的創作不同，它的制度性話語使它具有自身的統一性，使它在宏觀歷史中占據一個位置，成為一個單位或歷史連續性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過渡。這里的制度性有如下含義：某一文件檔案的制作本身就是制度的產物；文件作為檔案保存下來是按照某種制度原則與程序實現的；制度賦予文件以時間性，有意義的時間是文件獲得檔案身份的通行證。這樣，我們通過權力與制度這些概念，便進入檔案所承載的歷史陳述，用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概念表達就是：應當把檔案放在話語實踐的意義上加以把握。
從“知識考古學”來看，通常所謂某某檔案，本身不過是些保存至今的歷史文件，檔案是制度賦予這些文件以特殊身份的權力，使它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以后都成為“原始記錄”，以冒充作為事件、事物的陳述本身。檔案作為陳述系統，在話語實踐的深處，是個有待確立的歷史文本，它既存在于通常被稱之為檔案的文件中，又存在于其他各類歷史文件中。這并不是說還存在著什么檔案秘本，而是說，知識考古學語境下的檔案，需要在陳述的新秩序中從所有歷史文本那里被找出。而這需要“知識考古學”與“譜系學”方法向我們啟示的閱讀新方案。看來，我們要面對兩種意義的檔案：日常意義的與知識考古學的。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福柯的“考古學實際上是檔案學，德勒茲就稱此時的福柯為‘新型的檔案學者’”。[20]因而，理解福柯的檔案概念，不能不把它放在“知識考古學”的語境中。按福柯“知識考古學”的理解，“檔案不是那些把陳述的事件保存下來，盡管它是瞬間即逝，和為了未來的回憶保存它的消遁者身份的東西；檔案是那些在陳述——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賦予自身的軀體中，從一開始就確定著它的陳述性的系統的東西”。檔案“把我們從我們的連續性中分離出來；它消除這種時間上的同一性，在這種時間上的同一性中，我們喜歡自我觀察以避免歷史的斷裂；它中斷先驗的目的論的連續過程；正是在人類學思維研究人的存在或者人的主觀性的領域里它使它物和外形顯露出來。這樣理解的判斷不是通過區分的手段來證明我們的同一性：它證明我們就是差異性，我們的理性就是話語的差異，我們的歷史就是時間的差異，我們的本我就是面具的差異。它證明差異遠不是被遺忘的和被覆蓋的根源，而是我們自身之擴散和我們所造成的擴散。”[21]
福柯《知識考古學》一書中所說的檔案十分晦澀，但如果我們理解了福柯關于“陳述”的思想實質，檔案的含義、地位與角色也就可以了然。在福柯那里，檔案不是一個經驗的日常語匯，而是一個話語理論概念，是以語言為中心的認識論概念，它意指某種陳述系統——在話語實踐的深度中，它是那些被當作事件和事物的陳述系統。[22]在這種概念中，“話語”也被置于檔案視域中加以審視：“考古學把話語作為檔案成分中特殊的實踐進行描述。”[23]然而，福柯的考古學同樣也與人們通常理解的相反：“這個詞并不促使人們去尋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質探測相聯系。”[24]他的“考古學”不是作為考古學學科意義上的。福柯反對在原始意義的根源上使用“開始”，福柯所說的開始是永遠的相對的開始，他強調的是建構或變化，而不是基礎建筑。福柯更反對考古學包涵的“挖掘”含義。福柯感興趣的不是隱密，“不是比人的意識更沉默、更深刻的東西”。他要規定的是話語表面的各種關系。這里，知識考古學是以知識為對象的分析，福柯想用知識考古學達到描述話語實踐的目的。“考古學的任務不只是為了‘獲得多元的、互相并置、彼此獨立的歷史’，而且也是為了‘確定在不同的事物系列之間，有哪些關系形式能夠被合法地描述’”。[25]
無疑，在福柯對檔案的閱讀個案中，對檔案的讀解起到了瓦解歷史連續性的作用，他的《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就是代表作，但他瓦解的是理性主義話語霸權下的現代“知識型”的歷史解釋方式，而不是那個有待重寫的歷史本身。福柯明確表示他只是“試圖根據這種明顯的不連續性提出疑問：這種不連續性是不是真的不連續性？……我的做法與‘不連續性哲學’背道而馳。”[26]應當看到，如何把握歷史的連續性與歷史的斷裂、不連續性，是讀解檔案的前提性問題。其實，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歷史的底層或者當我們追問更細小的組成部分時，連續性與不連續性都會以另一種方式向我們展示。當弗洛依德的目光投向深層的不透明的本能與潛意識時，我們發現的是另一種連續性，而原先那個光明的理性連續性開始動搖，以邏輯的統一性為主導的理性帝國成為一種支離破碎的假象。當福柯追問細小的事件與故事時，他要強調的其實是被連續性犧牲了的個體的真實與原始豐富。這種關系很象是原子與分子的關系：我們在分子式中看到的原子并不是原子的全部，而當我們以另一種途徑走近原子時，我們發現某種分子形態中的原子只是原子的一種偶然的可能的外在存在。福柯對歷史的所謂“反歷史”顛覆，其實是對西方自啟蒙主義以來理性主義話語霸權的一個反擊，一種糾正。福柯的積極意義在于向我們提供了揭示歷史多樣性或多元歷史的一種方式。
從這樣的理路出發，在研究英租威海衛法律制度時，如果說必定要建構什么的話，那也絕不能因為歷史連續性的必要而忽視歷史的“斷裂”。這來自筆者的一種確信：歷史的斷裂與連續性是可以兼顧、可以并應當統一的。就連福柯這樣的“斷裂”大師也“采用了一種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辯證法：歷史斷裂總是包含著新舊時代間的‘交疊、互動和回應’。……他試圖指出‘那條把我們同啟蒙時代連接起來的線索’”[27]如果連續性必然僅僅依賴形而上的“本源”、“本質”概念，那么，倒反證了這些概念的有效性。要言之，我們排斥的不應是詞本身——禁閉某些詞，如連續性或者不連續性，圣化另一些詞，如“斷裂”或者連續性；我們排斥的應當是詞的某種不正當運用，排斥那些賦予詞以某些意義的不正當理由。
在英租威海衛法律制度研究中必然一再遭遇的檔案閱讀問題，是一個以解釋學為核心的歷史研究方法問題。而在本文所涉及的法律史研究課題中，其歷史解釋與法律解釋的結合，實際上是一個發現與運用某種具體有效的解釋方法問題，它必然是一個由探索而發現的過程，沒有什么是事先決定好了的。然而，什么是探索？什么是發現？看來，現在只好讓我們沉默在解釋的循環中。
原載《民間法》（第五卷）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