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了法律系。可是，在法律系里反復轉了幾圈之后，我卻沒有找到在中國的法律系里面的那種感覺。
來比薩之前，我已經在中南政法學院度過了7年的學院生活，所以對一個“法律系”是個什么樣子，有種根深蒂固的理解。在中國，當你走進一個大學的某幢樓房，我敢保證，映入你眼簾的很可能是一溜辦公室，門牌上往往寫著“學生處”，“財務處”，“黨辦”，“主任室”，“工會”，“人事處”之類的牌子。當你怯生生的敲敲那半掩的門，里面往往傳出威嚴的聲音“誰，干什么？”。當你屏住呼吸進去，往往發現里面很是寬敞，只是墻角里有一人，一桌，一沙發，一純凈水熱水器而已！那個問你的人往往正在看報紙或者是喝茶（在電腦和網絡普及之后，他們往往是在打網絡游戲）。由于你打擾了他的清閑，你往往會被三言兩語打發出去，或者被一連串的“不知道”頂出門外。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法律系的概念。沒有到意大利之前，我并沒有覺得它有什么不妥，因為我從來沒有深究過大學應該與行政機構有什么區別。但是，人的樸素的情感是存在的。說實話，在中國的大學中，我最憎恨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謂的辦公室！小時候就知道，做錯事后最嚴重的就是“去辦公室”！
我剛剛到比薩的時候，受中南領導的委托，要去會見一下法律系主任 ROMBOLI 教授，因為該教授主持開創了與中南的合作。按照老經驗，我到處找“法律系主任辦公室”，結果別人告訴我說，主任是沒有單獨的辦公室的，要找得去其所在的公法研究所。這讓我覺得納悶：主任都不搞間辦公室，怎么辦公，會客，喝茶，看報紙？后來我終于見到該主任，是在他所在的研究所。所謂的研究所，其實就是一個圖書館，加上在這里工作的教授的工作間而已。在密密的書的叢林的深處，有一間他的辦公室，門牌上所寫只是 ROMBOLI 教授。更加讓我覺得驚訝的是，在交談中， ROMBOLI 說他已經不是系主任了。我滿腹狐疑，詢問我的東道主貝教授，與中南的交流的項目，現在由誰負責。他說，仍然是 ROMBOLI 教授。他還解釋說，系主任的頭銜并不重要，無非是教授會議主持人而已。這個頭銜基本上是教授們輪流換著戴。重要的該教授是資深教授，影響力很大，他的意見，別人不輕易去反對。他對我說，比薩大學法律系基本上就等于比薩大學法學教授聯合會。他的這一解釋，讓我立即領會到此法律系與我曾經呆過的法律系之間的差別。經過觀察，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比薩大學法律系基本上沒有什么中國意義上的“辦公室”。法律系，首先是一個教授的組織機制，教授是法律系的主人，所以，在這里，幾乎所有的房間都被固定地分配給教授（或者是其助手），作為其“工作室”。注意，我說的是“工作室”，而不是“辦公室”。由于法律系被理解為一個教授們在此研究和教學的場所，因此，沒有什么“公”需要去“辦”。教授不是官僚，不是公務員，他們不是在這里“辦公”，他們是在這里工作。
其實，只要看看教授的工作室的門上的各種通知就可以知道他們在里面干什么事情。說到忙，意大利的教授不比中國的閑。但是，在所有的意大利的大學的教授的工作室的門上都必然貼著一張“接待時刻表”（ orario di ricevimenti ）。什么意思？意大 利的教授們，除了課堂授課的任務之外，他們還有義務在每個星期的某一天，專門撥出大概兩個小時，坐在他的工作室中，“接待”學生，與學生交流學術，解答疑惑，輔導學生論文等等。由于這是一項制度，所以每個教授都必須要認真對待。如果他們因為有事情不能在預定的時刻里接待學生，至少要提前幾天貼出通知，進行公告，免得學生苦苦守候。我的學術東道主貝 教授，經常僅僅是由于有這個“接待日”，而從羅馬特地趕到比薩來。
我不知道在別的歐洲國家是否有這個制度，但是我毫無保留地禮贊這一做法，因為它為老師因材施教，為一些對學術特別感興趣的學生能夠與老師交流提供了渠道。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典型的情景：最開始，一個年輕的學生，20歲不到，他紅著臉，鼓著勇氣，在教授接待的時候，去問了幾個沒有搞清楚的問題。教授熱情解答，并且推薦一些書籍給這個學生做進一步的閱讀。過了幾個星期，學生又來了。他已經讀完了那些書，帶來了新的需要解答的疑問。教授繼續解答，又指定了一些書讓他閱讀。漸漸地，他們成為了朋友，學生不再拘謹，他開始試圖表達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他提出了一些教授也回答不了問題。怎么辦？
答案仍然在教授工作室的門上。因為那里貼著教授主持進行“習明納”（ SEMINARIO ）的消息。這是教授的另外一項工作。他把那些對他所研究的領域特別感興趣的高年紀學生（也有博士生）組織起來，就一些非常新的，非常學術化的問題進行討論。意大利的教授特別熱中于搞這種討論，利用他們手中掌握的管理大學的權力，把這種討論會變成半官方的。參加討論會，做主題發言的學生，甚至可以免試而獲得學分。
我們的故事仍然在繼續，那個充滿好奇心的學生，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經常在研討會上高談闊論，滔滔不絕的人。教授也挺喜歡這個年輕人，于是就在一場挺形式化的選拔考試之后，成為了該教授的博士。他開始“跟隨”該教授，成為他的助手，教授也開始手把手傳授一些絕活。后來，小伙博士畢業了，出書了，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導師····”。后來，新科博士成了教授的助教（ ricercatore ）。他每天埋頭搞學術。教授也開始張羅著給他謀取一個教席。這真不容易啊，因為教授的席位是固定的。但是，教授有道義上的責任幫助自己的弟子當上教授。終于，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在他接近40 歲，在大概出了3本專著之后，也成為了一個教授。他也開始接待學生，搞研討會······
Oh ，老天，我不是在編一個故事。其實，我不過是描述了一個意大利教授的典型的成長模式。幾乎每個教授都是這么過來的。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導師”：那個幫助自己打下學術基礎，其思想構成自己的學術基本背景的那個人。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難道不是因為那個“接待日”制度嗎？但是，這個接待日制度之所以可能存在，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把法律系理解為“教授工作的場所”而導致嗎？
法律系 = 教授們的“工作室”。這是一個讓我感慨無語的等式。它的存在，讓我感覺到中國的大學的變態。中國的大學教授們，就一般而言，如果不是行政上有兼職的話，他們是絕對沒有“工作室”的。但是，那些終日基本上無所事事（因此，他們經常由于閑得發慌，而要找教授們的麻煩）的所謂行政人員，卻人手一間。教授們去系里時，仿佛是到別人那里去串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渾身不自在。更加成問題的是，老師們被迫下課以后就回家，沒課就在家。可憐的學生們，他們到那里去找老師們交流？本來教授是學校的主體，結果，他們卻被擠壓到自己的家里的書房中！更加可恨的是，老師們被迫呆在家里工作，反過來卻被那些所謂的坐班的人認為是工作量很少。
把中國的法律系（其他的所有的系都如此）從行政、官僚色彩濃厚的“辦公室”模式轉變為意大利式的強調學術性，強調大學的教書育人的之本色的“教授工作室”模式將帶來一系列的根本轉變。對于學生而言，“法律系”，它的背后是學者，是老師。當你敲開法律系的一扇扇門，你知道，里面接待你的是你的老師。你們談話的內容必然是關于學習的，關于知識的內容。對于老師而言，“法律系”，它意味著是我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左右房間里是我的同事，我們經常相互交流，一起去吃午飯，飯桌上談的也是學術。
對不起，寫到這里，我似乎遺忘了些什么。意大利的法律系難道不需要輔助人員（我很討厭所謂的行政人員的說法，因為這一稱呼不能正確地反映他們的作用。他們其實只是辦事員，因為他們行使的不是行政權！在大學中，管理者仍然是教授。）嗎？他們在哪里工作呢？我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比薩大學法律系，當然有他們工作的地方。在每個研究所的圖書館的入口處有一個寬敞的大廳，在角落里，用玻璃幕墻圍起來一個半封閉的角落，這就是他們工作的地方。其實，那里也是不錯的，也可以放工作用的電腦和文件柜。他們是在一個四面透明的環境中工作，因此，光線特別好，這樣便于教授和學生們找到他們。當然，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的工作的臺子就放在通向教授工作室的廳堂中。這樣，辦事大家都方便。
建筑空間的分配應該服務于建筑的主要職能。教授們干的是腦力活動，需要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以求得環境的寧靜。輔助人員所從事的主要是事務性的活動，接電話，找書，幫助復印之類什么的事情。他們呆在開放的空間中更加合適。一動一靜，各得其所，各不相擾。教授們對輔助人員彬彬有禮。后者對前者則也是尊敬有加，畢竟教授們是大學的老板。在比薩法律系，有幾次秘書們帶著我去見某位教授。他們往往在教授們的門前停一停，然后輕輕地敲門，輕輕地敲門。那一刻，我對他們充滿了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