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圖書是指詮釋、介紹論述法律思想、法學理論各類案例、法律法規內容的專著、教材工具書和普及性讀物。目前，出版法律圖書有兩難：一是法律的操作性強，從理論到實踐，有一個理解和執行的過程，它需要在實踐中不斷修改和完善，二是由于我國處在經濟變革時期，立法更新非常快，法律圖書出版周期又相對較長，往往新書剛剛出版，內容已經過時。這一切都關系著法律圖書時效性問題，而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于該類圖書選題的策劃、組織出版，乃至最后能否順利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時效性與立法動態
近年來我國法律不斷設立、修改和補充，初步形成了一個嶄新且比較完善的體系。隨著這個體系的建立，法律圖書品種日益豐富，也初步形成了一個法律圖書體系特別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現已成為法學教材的出版基地之一。
在每一部法律即將誕生之際，都伴有介紹該法理論和內容的圖書產生。而這一過程正是法學編輯掌握立法動態把握出書時效的過程。時效與立法的緊密聯系在這時表現得十分突出。
每一部新法誕生都會帶來學習的熱點，提早掌握該法起草、醞釀、討論、通過公布的信息，便可控制配套用書的策劃、組織、撰寫出版的步伐。這需要編輯經常地與立法部門溝通、聯系，了解立法部門的想法和動態、了解哪些法律在起草、醞釀或正在進行立法調查？哪些作者、專家正在撰寫介紹該法思想和內容的著作？只有掌握了立法動態和作者信息，才能把握圖書出版的最佳時機，取得出版的最佳時效。
二、時效性與圖書質量
時效性與圖書質量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要在保證時效的基礎上保證質量，在保障質量的同時注重時效。目前，出版界存在的“無錯不成書”的現象，固然與管理體制、編校質量、編審制度有重要關系，但也是只注重經濟效益，搶時間、爭時效的結果。例如，在每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中，復習指導書不下十幾種由于受復習大綱出臺的時間限制，又為了搶在考試之前出書，各書商、出版社搶時間、爭市場，最后推出的復習輔導用書有相當一部分很難保證質量，有的甚至出現1/1000的錯誤。在這里，時效性與質量形成了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許多出版社都作了有益的嘗試，如改善管理體制，加強編校人員的精品意識，聘請社外專家加入編輯隊伍，聘請高校研究生加入校對隊伍，擴充編校力量，以及找有實力的印刷廠按時按質完工等，都不失為求時效又講質量的好辦法。
三、時效性與超前性
有內行人評論說，圖書不求暢銷，但求常銷。從營銷的時間期限看，圖書的時效期限越長，市場占有的持續時間也就越長，市場占有率也就越高。那么，如何延長法律圖書的時效期限呢？筆者認為：方法之一就是選題的超前性。做為一個法學編輯，不僅要有精品意識，更要有超前意識。在日常的工作中，通過各種方式同立法、司法部門建立聯系經常地參加各種會議，聽法學專業的學術報告經常與著譯者和歸國人員聯系，了解國內外法學動態經常翻閱報刊資料，吃透黨的方針政策，研究法學理論和新法規內容，從多渠道、多側面、多角度收集信息，開動腦筋，才能提出具有超前意識的選題，然后不失時機地組織論證編寫和出版，從而實現更長、更強的圖書時效。
四、時效性與出書時間和出書過程
出書時間的適宜與否，出書過程的長短，決定著圖書的時效。出書時機把握準確，便能取得最佳時效反之，便形成最差時效，不僅使圖書失去銷售價值和使用價值，也會給出版社造成損失。例如：1995年是我國的金融立法年，在這一年頒布了《票據法》《擔保法》《商業銀行法》，還頒布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和《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在后面這兩大決定中，針對新形勢，對原刑法補充了許多新罪，影響很大。根據這兩個決定撰寫的《刑法新立罪實務述要》在1996年7月出版。此書在1996年是適合形勢又立意新穎的選題，但事隔半年多，1997年3月新刑法頒布，兩大決定中大部分新罪重新排列組合，吸收進新的刑法條文，并在定罪量刑上進行了許多修改，同時又設立了許多新罪。隨著新刑法的頒布，選題新、質量好的介紹新刑法內容的新書相繼問世，《刑法新立罪實務述要》面世僅半年便過時了。這一事例充分說明了出書時間與圖書時效性的重要關系，也再次證明了立法對圖書時效的決定作用。
綜上所述，圖書時效性與立法動態、圖書質量、出書時間等都有重要關系。要實現圖書的最佳時效，需要編輯、作者及出版、發行人員的協同配合。我們相信，隨著我國民主與法制的日益完善，法律圖書也會日益品種繁多，興旺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