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所稱的中國古代法律文獻整理研究，自可對接于我國傳統律學，其源遠流長，根植深厚。晚近以來，隨著重要性的日益彰顯、學術力量的逐漸凝聚與投入，古代法律文獻整理研究出現了難得的繁榮景象。無論是大型點校叢書的迭出，還是單行研究著述的問世，都為明證。
近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古代法律文獻整理研究”學術座談會上，分治各個歷史時段的與會專家分別提交了相關古代法律文獻整理研究的學術論文，足以窺見近期學界研究之新動向。
一、先秦、秦漢新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
自2001 年公布張家山漢簡以來，史學界與法學界有關《二年律令》的研究方興未艾，成果宏富。閆曉君先生以《張家山漢簡囚律考論》，為題，綜合學界現有成果，提出了他對囚律篇目的認定，并分“系訊”、“鞫獄”、“斷獄”三目分述其考證心得；日本琦玉大學韌山明教授《秦漢時代的官吏如何認知律令》以各地出土的法律文獻為基礎，梳理出秦漢時代地方官吏認知律令的三種途徑。此外，自2008 年12 月1 日《光明日報》刊登李學勤先生《初識清華簡》一文以來，學者研究《保訓》的熱情高漲。李均明先生《清華藏戰國簡略說》介紹了“清華簡”的鑒定、整理等過程，并舉例說明“清華簡”所傳達出來的戰國時期與“中道”有關的法制思想。目下，除了清華大學藏有戰國竹簡之外，北京大學、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皆有所藏，尤其是岳麓書院所藏秦律令簡被學者寄予極大的期待，有關秦律令研究的新熱潮或許即將到來。
二、唐宋時期新近發現文獻的整理研究。
自1999 年浙江寧波天一閣藏北宋《天圣令》被披露以來，10 年間，海內外研究成果迭出，研究重鎮相繼出現，自是法律文獻研究之焦點所在。張忠煒先生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為例，介紹了囊括秦漢魏晉史、隋唐史、宋史等諸多學人的《天圣令》研究團隊和概況。如果再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黃正建先生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及讀書班、以日本東京大學大津透先生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及“日唐律令比較研究新階段”的課題、以日本京都大學渡邊信一郎先生為代表的“唐宋變革期社會經濟史研究會”、中國臺灣以高明士先生為中心的“唐律研究會”和2009 年11 月6-7 日臺灣師范大學召開的“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圣令》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戴建國先生、日本岡野誠先生等多方努力，相信《天圣令》研究將促使唐令復原、唐宋法律變遷、日唐律令比較等研究得到進一步深化。
三、元代傳世和新發現法律文獻的整理研究。
元代向來是中國古代法律文獻整理研究中最為薄弱的一環。20 世紀80 年代，由黃時鑒先生點校的《通制條格》(1986 年)、整理的《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惠澤后學無數，后由郭成偉先生對《通制條格》進行了補正性的整理(2000 年)。張帆教授《(元典章〉整理的回顧與展望》則陳述了他所參與的、以陳高華先生為核心的研究團隊近年來對《大元圣政國朝典章》的整理心得和經驗，并通報了學界關于新發現的《至正條格》殘本的整理概況。應當說，由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安承俊教授于2002 年在韓國慶州發現的《至正條格》殘本，對中國古代法制史、元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學術意義。2007 年8 月，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正式出版了慶州殘本《至正條格》，將其分為“影印本”和“校注本”兩冊，其中“校注本”由韓國慶北大學李玠爽教授、首爾大學金浩東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共同完成。此后，海內外學界所投入的研究力量，還包括陳高華、張帆、黨寶海、植松正、大島立子等多位學者，研究熱況喜人。
綜上可見，學界有關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不但在傳世文獻上收獲頗豐，而且隨著新發現材料的不斷面世，新的研究動態亦呈迭起之勢。相信在不久的未來，較為成熟的文獻考證成果可為法律史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嶄新的觀點和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