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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學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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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翻譯和引進的出版時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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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坤 |
點擊量：3482 |
| 法律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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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怎樣形容我們這些年的學術出版現狀？不可不提的幾個詞語應該就是：翻譯、引進、斷層、反思……我現在經常冒出種念頭，就是我們有太長時間的以引進和翻譯為主流的出版時代了，比如在看國外尤其是英美法治時往往有一種不自覺的仰視。
新的春天又來了。將會走過翻譯和引進的那個出版時代么？
回顧歷史，先是經歷1949年建國的天翻地覆，由一種政治選擇進入到另一種政治選擇；馬上是“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的瘋狂無序，出版禁區頗多，政治宗旨如影隨形。對法律制度而言，是必然要變遷的，這既是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選擇，也是歷史人物對于政治構架的選擇。如“南東吳北朝陽”等大批打上西方法治烙印、在國民政府任職的老一輩法學家在政治風潮中沉寂、老去。這些年，在整理出版“東吳法學先賢文叢”的時候，常常有一種“英雄不識”的慨嘆。進入改革開放，最初面臨的是無書可讀的境地。之前許多引進翻譯的學術書，是以“灰皮書”、“黃皮書”等形式出版，扉頁上印有“資產階級讀物，以供學習批判”。2006年我在責編《倪征日奧法學文集》一書時，因要一一核對原稿，曾有幸在倪乃先老師家看到過。
八十年代開始，“思想解放運動”帶來的新風向在出版界也有反應。改革的最初動力，在經濟道路選擇、恢復法制建設和學術思想研究上，既是來自于對“十年浩劫”的感性反抗。而當時西方的物質富裕和民主制度，對中國的知識界亦是一種巨大的吸引。1979年《讀書》創刊，1982年“漢譯經典學術名著”第一輯五十種出版，1984年往后譯著進入最繁榮的“文化熱”時期：“走向未來叢書”（金觀濤、包遵信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甘陽等主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現代社會與人民著譯叢”（陳維政主編）、“當代學術思潮譯叢”、“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甘陽主編，奠定此后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西學基本格局）、“新知文庫”（甘陽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劉東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海外漢學叢書”（王元化主編）等，1988年全國引發“全盤西化”的大討論。90年代往后，經濟和法律日漸成為顯學，“外國法律文庫”（江平主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社會與思想叢書”、“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劉小楓主編）、“憲政譯叢”（梁治平、賀衛方主編）出版；國學日漸引人注目，“國學大師叢書”、“學術史叢書”(陳平原主編)、“社會與思想叢書”（甘陽主編）、還有薛德震主編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劉夢溪主編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何得夢主編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在1996年集中出現，1997年自由派和新左派爭論開始熱化。1998年以來改革因政治契機加速，自由、現代化、秩序、法治、反思、傳統等字眼在學術和出版領域頻繁出現，如2000年新世紀的“經典與解釋”叢刊。2003年文化體制改革試水，發生過“大學改革和大學自治”的討論。2003年到2008年這五年，市場經濟基本確立，各項立法大量出臺，利益格局持續調整，出版界有什么大事？回顧這三十年之路（參見雷思溫：二十年學界大事記），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大批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翻譯規劃，這時代背景下“重獲新生”或者“應運而生”，它們在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人的解放、了解市場經濟運作、學習西方民主政治、介紹學科理論譜系等方面影響深遠。可以說，這種翻譯和引進是符合歷史趨勢的，是當年出版人的貢獻。
這一以翻譯引進為主流的學術出版模式，一做就是二十余年。現在，中國出版集團的“中國文庫”、旗下商務的新譯叢項目良多、遼寧出版集團的“新世紀萬有文庫”、鳳凰出版集團的“鳳凰文庫”亦有大志向。在翻譯引進之外，還有諸多的中國問題版本。除此之外，作為“主要盈利貢獻點”的概念型教科書、大量研究“三級目錄問題”的博士論文、各單位海量的“項目式報告”。種種相加，選題廣泛，就這么做下去，出版業永遠有春天。
可是，我還是會在腦海里翻來覆去的想，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倚重翻譯引進的時代是不是應該過去了？我愿意相信，走出翻譯引進時代應該不會太遠。基于如下幾個判斷：1、已經做了幾十年這樣的工作，許多知識界的經典和精華已經翻譯引進，再做也只是重新翻譯或者重新規劃裝幀；2、中國知識界對于自己特質的認識和自信心在逐漸加強，固然有“后發優勢”帶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為支撐，但是其他政治人文各個領域也確有進步；3、年青一代的學者正在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帶著西方知識譜系（如法治理論）的烙印，同時又有自我建功立業的強烈渴望，這必然要求他們關注周遭世界，關注自身國家。
在編輯一些法學譯著時，許多國外案例的翻譯看起來特別令人費解，這不單純是作者的英文水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彼此法律文化和法律語言的不同，看的懂但很難譯；甚至骨子里還有一個片面臣服原著的問題，我們總在用著自己的腦袋去理解別人的社會。近年來，更多的影印本甚至直接外版書進出口開始出現。我們的圖書版權貿易一直是逆差，文化輸出是經濟強國和政治強國所為，很難追求絕對平衡。2007年，法律出版社學術出版分社內部做了一個針對學生讀者“圖書選擇”調查，結果顯示：首選翻譯引進的國外經典著作占“36.8%”，次選國內知名學者的專著占“36.8%”，更有甚者坦言：非國外的書不讀。不知道什么原因？
針對抽象是無法辯論的，只可以討論，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說清楚都很困難的問題，何況學說本身就是允許多元才精彩。針對具體則是可以辯論的，比如具體的人，具體的項目的討論。不論引進國外經典或前銳著作，抑或本土關于中國問題的原創，“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的評價態度，本能的讓人覺得精神上的痛苦。在學術出版的圈子里沁的時間久了，把學術的判斷標準歸結成“知識的體系性”和“邏輯的徹底性”，標桿高了，能入圍者就少。作為出版者，固然無法“曲高和寡”，因為你必須視一個人、一項研究“有發展變化的過程”，還有其他的考量。但是，我想，作為出版者，還是可能看到并促成某種趨勢的。
法學圈內和圈外曾有人評價：法學是幼稚學科。在看完《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之后，作為法學出身的人，我以為：經濟學有自己理論，它能清楚的說明問題、解決問題，很少把難題推給其他學科。供給和需求是其最大的模型和工具，由十大原理開始，十句話簡單明確，但是卻推出更復雜的不一致，比如菲利普斯曲線、比如阿羅不可能性定理。還有許多假設與預期，更多的名義與真實，關于通貨膨脹率，關于利率和匯率，關于邊際成本變動等。經濟學之所以美妙，一定程度上它和數學和哲學都相通，而數學通神，哲學總是矛盾的。沒有純粹的真理，只有不同學說，學說和學說的不同，在于立場區別和假設條件的擴大。而法學，規則是我們的武器，權利義務分析是我們的模型。中國法學有些研究是蒼白而弱勢的，我亦贊同，因為它必須建立在價值和規則之上，規則之上的價值可能是不統一甚至是矛盾的。法學的許多理論基礎原本來源于政治學，還有哲學、歷史，從自由競爭階段走向壟斷階段后，亦與經濟學相互借鑒，學術更多的打破藩籬，互相跨界。
回顧歷史，對富強的焦慮，對文明的焦慮，它造就了一代學人。焦慮背后實為責任。
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舉國之力，盛大、圓滿。它的價值不僅是獎牌榜上的體育強國，亦是于世界舞臺上的一次華麗亮相。2009年第一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中國的經濟指標表現良好，連續三月躍居全球汽車銷售第一大市場，工行市值榮升全球第一大銀行等等，有不少的人在討論中國的新崛起。
在出版傳媒領域，2008年9月1日，因奧運會在天津異地舉辦了第十五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2009年1月8日，在北京舉辦了2009年圖書訂貨會，1992個參展展位創歷史之最。2009年4月24-25在濟南舉辦2009年全國書市。慢慢逛來，社科類仍是滿目的引進書、翻譯書。學術也有圈子，亦又不同進路。我不知道，這些年在我腦海里不斷冒出來的“走過翻譯和引進的時代”，是一種短暫狂熱的自信，還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勢，偶爾也迷茫的陷在這展會無數的圖書中。只是內心還有那么一種深信，那么一種希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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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作者現供職于法律出版社。
[2]文章初稿完成之時，在第9期《讀書》上看到馮象的文章《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特引用文中的兩段，供讀者揣度。近年來有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加盟法學，受到年輕一代精英學者的歡迎。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進路，相對于教科書“概念法學”有個明顯的優勢；便于國際交流，提出有學術意義的問題，立足學術前沿。更重要的是，從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而非法條術語或立法者的意愿）出發，選題研究，可以展開對法治話語各個側面的批判，既推動改革，又提升學術。……有鑒于此，中國法學，至少其前沿精英，就應當在拒絕學術腐敗的同時，培育強烈的政治意識，關注民族利益，敢于擔當歷史責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樣，把理論探討的出發點放在中國的現實，而非任何“國際規范”或“普世價值”。如此，法學才能夠觸及歷史真相，即上升為史學而承載民族精神，加入一個偉大的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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