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檔案是法律活動的歷史紀錄，是原始性極強的文獻儲存方式，是研究法律歷史發展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最可信的歷史材料，具有再現法律歷史實踐和歷史原貌的作用。法律檔案記載著國家立法、執法情況。故而，法律檔案包括立法檔案和司法檔案。立法檔案涵蓋了法律、司法、條例、規章、決定等立法法規文件，司法檔案則主要是指司法訴訟檔案、司法活動檔案、司法技術檔案等。我國的檔案歷史悠久，但由于歷史上的朝代更換，戰火頻繁，檔案損毀嚴重，現存下來的古代檔案僅明清兩朝的部分檔案。
當前我們能夠親眼目睹的檔案材料，主要有內閣大庫明清檔案、遼寧沈陽明清檔案、臺灣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四川巴縣清至民國檔案、西藏元代以來檔案、山東曲阜孔廟明朝以后檔案、南京中國歷史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等。
明代檔案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約3600余件。遼寧省檔案館保存的明檔共計1080卷，編輯出版了《明代遼東檔案匯編》。
清代檔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最多，也最完整，大部分與法律制度有關。業已出版的《李煦奏折》、《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清代中俄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乾隆刑科題本租佃關系史料》等均和法史研究關系密切。
另外，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經過長時間的整理，陸續編印出版了《掌故叢書》10輯、《文獻從編》44輯。原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匯輯的《明清史料》甲、乙、丙編共30冊，新中國成立后，又出版了《明清史料》丁編10冊，1978年起又陸續出版了《明清檔案史料從編》。臺灣從五十年代起，先后編印了《明清史料》60冊。其中有很多的法律史料。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明清檔案編纂的《明實錄》、《清實錄》、《東華錄》等現在也視為檔案資料使用，特別是明代檔案遺失嚴重，《明實錄》成為最權威的史料。
《明實錄》是明朝歷代皇帝除朱元璋外主持組織編寫的前代朝政檔案集，按編年體撰寫，詳細記錄了明朝13代皇帝的詔令奏疏以及一些大臣生平事跡，共2932卷，以前只有抄本，清人修明史多以其為依據。現在通用的是臺灣中研院印行的校勘影印本。此外，還由個人撰寫的，如王夫之的《永歷實錄》、顧炎武的《明季實錄》等也是了解明朝的重要史料。
《清實錄》是清朝官修的編年體朝政檔案集，記載了清朝11世皇帝的言行、詔令、奏疏以及朝臣生平事跡。清朝政府每年臨時設立實錄編纂館，編修前朝實錄，以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清實錄中很多內容經過修改，其粉飾內容較多，尤其是關于康雍乾時期的，后來的光緒朝的《德宗實錄》刪改最為嚴重。1985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清實錄》前四朝的內容，至康熙61年止，共6冊。
《東華錄》，蔣良騏原纂，王先謙重修。乾隆三十五年（1770），國史館蔣良騏依據清代前期諸皇帝的實錄和有關內府檔案，按年代先后順序輯錄了由天命至雍正六個時期的皇帝言行、諭旨、朝臣奏章等原始資料。光緒時期，王先謙仿其體例，增補事例，后又依據清代中期各皇帝的實錄和有關內閣檔案，輯錄了從乾隆至咸豐、同治年間的皇帝言行、諭旨、朝臣奏章等資料，名《東華續錄》。后有合刊本《九朝東華錄》。《光緒朝東華續錄》為清人朱壽朋纂修。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蔣良騏的《東華錄》校點本。
民國時期的檔案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該館收藏了自1912年至1949年間的民國資料，分為五類：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廣州大元帥府、廣州民國政府和武漢民國政府的檔案、北洋政府的檔案。其中北洋政府的檔案共17個全宗，近一百萬字；國民黨政府的檔案共593個全宗，汪精衛及其他漢奸政權的檔案87個全宗，著名人物的個人檔案30個全宗。還保存有戰犯管理和特別軍事法庭形成的管教和審判日本戰犯與偽滿漢奸的檔案。民國檔案已經印行的有《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240冊，《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叢書》等。
上面敘述的是國家檔案，還有很多反映地方情況的地方檔案。地方檔案是我們了解地方法律執行情況和法制建設的第一手資料。我國目前地方檔案主要有西藏檔案、孔府檔案、四川巴縣檔案以及清朝檔案中的地方檔案。西藏檔案包括元朝以來的歷代王朝統治西藏地方政府的封文、赦諭，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法令等文件，包括一些契約狀紙等第一手資料，從不同程度揭示了西藏地區在以前的法律運行情況。孔府檔案是關于孔府的私家檔案，記載了明朝中葉至1948年間的孔府檔案，共有920個卷宗。四川巴縣檔案是1953年發現的，記載了1670年至1941年的事件，共103123件。后來陸續出版了《清代前期巴縣檔案選編》等史料。上述三個地方的檔案存在的時間長，涉及朝代多，保存比較完整，因而價值較大。清朝檔案中的地方檔案有不少關于法律方面的內容，大都是司法文書和案件卷宗以及一些案例，關于立法方面很少，由于很多檔案只涉及一個朝代，內容比較單純，面比較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司法檔案是司法機關執行法律、實踐法律的文字記錄，但在中國古代，司法檔案往往跟其他檔案混雜在一起。譬如，先秦時期的司法檔案就是出土的實物上的銘文，與這種出土的文物檔案合二為一；秦漢時期的司法檔案則是包含在出土的秦漢簡牘里面，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居延漢簡》等。現存的古代司法檔案大都是明清時期的，尤其以清朝居多。清代的司法檔案主要見于現存的順天府檔案、寶坻縣檔案、獲鹿縣檔案、淡水檔案，以及前面提及的四川巴縣檔案等。其中順天府檔案包括很多判詞、司法文書卷宗和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例。寶坻縣檔案則是以刑事案例居多。其他還有很多地方檔案中也保存有司法檔案。清朝司法檔案已經整理出版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的《盛京刑部原檔》，1985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收錄了檔案72件434例，內容含括清初期的司法機構、訴訟、刑訊、斷獄以及刑名案例等；《清代文字獄檔》，是由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1986年上海書店出版影印本，書中主要記錄了文字獄的一些原始檔案材料；《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書局出版，記錄了乾隆二十二年至六十年間懲辦貪污犯罪的17個案例，2053件檔案。近代以來，由于司法制度的變遷，訴訟程序的更改，司法檔案的呈現西方化的趨向，民國時期的司法檔案可以從大量的民國檔案中覓得，故在此不細說。
上述法律檔案在檔案學上都屬于文本檔案。其實，研究古代法律史，尤其是先秦時期和秦漢時期，還要注重實物檔案。當前的實物檔案主要是指一些出土的文物，如甲骨文、鐘鼎、竹簡木牘、碑刻、帛書、寫經等。已經編輯出版的甲骨文類主要有《甲骨文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1992年重印）、《甲骨文全集》（郭沫若主編，主要匯編了河南安陽殷墟的商代甲骨文資料，內容豐富，中華書局1982年陸續出版》、《小屯南地方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0、1985年出版）、《英國所藏甲骨集》（李學勤等編纂，主要收錄了英國收藏的甲骨文2674片，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鐘鼎檔案主要有《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5年陸續出版）、《金文總集》（嚴一萍編輯，臺灣出版）、《金文編》（容庚編，貽安堂1925年自寫石印本，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增訂本）；石刻有《侯馬夢書》（山西省文管會編，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石刻篆文編》（商承祚編著，科學技術出版社1957年出版）；簡牘類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簡》、《銀雀山漢墓竹簡》、《居延漢簡》、《張家山漢簡》等；帛書類的有《馬王堆漢墓帛書》；寫經類的主要有《英國博物館藏漢文寫本注記目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中的一部分等。其他還有劉俊文撰寫的《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劉海年、楊一凡主編的《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及其續編等，其中也有出土的古代法律文獻。除上述實物法律文獻檔案外，還有一些我國流落在外的古代法律文獻的縮微膠卷檔案（西夏《天盛律令》原本即為俄羅斯所藏），也是研究古代法律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還有流傳下來的諸多碑刻資料，也有豐富的法史內容。如《上海碑刻資料選輯》（1980）、《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959）、《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1998）、《明清蘇州碑刻資料選輯》（1981）、《中國工商行會資料集》及其補編《清代工商業碑文集粹》（彭澤益編）。中國政法大學的李雪梅博士即從事碑刻法史學的研究。
前述有關檔案都是關于國家法以及政府部門的司法行為的，還有很多關于明清時期的鄉規民約的檔案文獻，諸如《陽明先生鄉約法》、《壽寧待志》、《公督私藏法》等。《陽明先生鄉約法》是明朝王守仁在1516-1521年擔任江西巡撫期間，在江西為改變民俗而與鄉民訂立的鄉約，又稱《南贛鄉約》，收入《王文成公全書》。其實在宋代的時候就有呂大忠訂立的《呂氏鄉約》，內容相似。《壽寧待志》是明人馮夢龍在任福建壽寧知縣時撰著的，屬于方志類文獻，其中記載有《禁溺女告示》。《公督私藏法》為清朝錢泳所做，收錄于《履園叢話》。現存的眾多鄉規民約性質的文獻多保存于名人文集之中，或者是與契約內容有關的契約文書合編里面。
調查資料。民間的習慣法是重要的法史史料。近代以來有名的民間調查主要有晚清修律時進行的民事習慣調查，民國初期的民事習慣調查，以及日本人進行的滿鐵資料調查。解放后，有國家民委組織的對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歷史情況的大規模調查。八十年代以來，先后有西南政法學院俞榮根等的彝族、羌族習慣法調查，田濤先生主持的浙江和安徽的民間契約調查等。以上調查資料均有出版。
為了積極推動檔案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及時發表有關成果，我國現有多種專門的檔案雜志，如一檔館的《歷史檔案》、二檔館的《民國檔案》、中國社科院近代所《近代史資料》雜志、中國政法大學徐世虹教授主編的《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圖書館的《中外法律文獻研究》、山東大學《民間法》等。許多新發現和新整理出來的法律文獻一般都可以在這些雜志上查找。
我國當前出土文獻主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張家山漢簡》。其《文物》雜志每年都會發布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信息，如2004年西北政法學院發掘的張湯墓，就是重要的法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