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圖書館的參考咨詢服務中，有相當一部分用戶是具有專業背景的決策型和科研型用戶，他們委托的課題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百科全書式的參考館員由于缺少專業背景知識，不易深入到咨詢課題之中，難以滿足專業用戶的需求。學科館員是圖書館咨詢服務發展到知識服務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各學科深入發展的需求。近年來學界比較關注大學圖書館的學科館員制度，幾乎沒有人對公共圖書館是否應實行學科館員制度加以探討。
1 國內學科館員制度和學科化服務概況
學科館員最早出現于7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圖書館界，1998年清華大學首先引進學科館員制度。隨后國內高校圖書館紛紛建立學科館員制度，開展學科化服務。近些年隨著圖書館界對知識服務理論和實踐的探討，學科館員制度和學科化服務被認為是開展知識服務的重要舉措。考察有關學科館員的文獻可以發現，國內除中科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外，絕大多數都是討論高校圖書館的學科館員制度。而國內公共圖書館大都沒有實行學科館員制度和開展學科化服務。分析其中原因可以歸結為：其一，高校圖書館服務對象相對固定，學科館員與專業領域的師生聯系緊密，學科館員容易掌握院系師生和科研院所的文獻需求；其二，高校圖書館為教學服務，學科范圍相對集中，綜合性大學下屬學院多有各自的專業圖書館。其三，大學教師兼職學科館員可以免除圖書館容納多位學科館員的后顧之憂。國科圖雖然不是高校圖書館，但它有許多與之相似的特征：國科圖以科學院系統諸多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作為主要服務對象，用戶群體和專業領域相對固定，科研院所的情報所與國科圖形成了一個專業服務的網絡。相比之下，國家圖書館用戶群體構成復雜，各行各業、各個層次的用戶使國圖難以建立學科館員和針對某一領域開展學科化服務。長期以來國家圖書館一直以公共圖書館的身份履行職責，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國家圖書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設立學科館員，因為它不能針對所有領域建立學科館員。那么作為一個面向全社會、綜合性的研究型圖書館到底有沒有必要建立學科館員制度和開展學科化服務呢？隨著知識服務的深入，這似乎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一個不容忽視的新課題。
2 國家圖書館建立學科館員制度的必要性
張曉林等人
[1]認為：學科館員是兩方面壓力的結果：一是來自圖書館內部的壓力。圖書館需要進一步擴寬服務范圍，深化服務層次，而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途徑在于圖書館員采取積極主動方式介入到科學交流和信息傳播的過程之中。二是來自用戶及外部環境的壓力。當圖書館在資源、服務、環境等方面作出改善后，用戶會進一步提出新的要求。
面對信息社會的“信息爆炸”，人們不得不縮小自己的專業領域，使自己更加專業化。而專業化的直接后果是新領域越來越多，一個人所熟悉的領域越來越少。一個人在越來越少的領域中有能力，是以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喪失能力（無能）為代價的。在自己的領域是專家，在其它領域就是外行。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中工作必然受到各種限制，甚至處處碰壁，因此，不可能深入到該領域的核心知識中去，最多只能進入外圍知識，并且常常與虛假知識糾纏在一起
[2]。在沒有學科館員的領域，百科全書式參考館員不得不面對許多生疏的專業領域的知識，這導致了他們在專業領域的“無能”。
國家圖書館是研究型圖書館，應該把研究型用戶作為主要服務對象。研究型用戶與普通公眾用戶需求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研究型用戶需要較為專深的學科領域知識服務，學科館員的學科化服務正是為他們的研究活動提供不同于普通公眾服務的必要方式。國家圖書館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在重點服務領域、針對重點服務對象，逐步試行學科館員服務制度。
[3]這體現了國家圖書館從公共圖書館向研究型圖書館轉型所做的努力，同時也反映了要在參考工作中決心改變百科全書式參考館員面對多學科專業所面臨的困境。
如果我們把參考服務劃分為文獻服務、信息服務和知識服務三個層次，那么在文獻服務和信息服務層次，學科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并不明顯，即使不具備某一學科知識，只要按用戶要求，用指定的書名、作者或主題詞就能定位所需文獻，完全可以滿足用戶需求。這個階段對文獻源的熟悉、對檢索工具的了解和檢索技能的掌握成為參考館員的看家本事，百科全書式的參考館員最受歡迎。但到了知識服務階段，需要深入用戶課題內容和跟蹤用戶研究過程，沒有專業知識背景則難以勝任。因此建立學科館員制度是將傳統參考服務提升到知識服務的重要保證。
3 國家圖書館建立法律學科館員制度及開展學科化服務的可能性
在長期開展參考服務的過程中，國家圖書館形成了由立法決策部門和法學科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法律文獻用戶群。圍繞這些用戶，依托豐富的館藏資源，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支較為專業的咨詢隊伍。這些有利因素為我館建立法律學科館員和開展學科化服務提供了可能。
3.1 用戶群
為中央國家機關立法與決策服務是國家圖書館的首要服務職能。早在1991年，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王漢斌就曾要求我館設立專門機構，為全國人大等立法機關提供服務。根據王漢斌同志的指示，在當時的參考部設立了“法律政策研究室”。此后，隨著立法與決策需求的不斷擴大，1998年，在原參考部的基礎上成立了立法決策服務部，專門為立法和決策部門提供服務。經過10多年的實踐、探索和發展，已形成穩定的立法與決策用戶群。主要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的文獻信息保障部門以及各部委的政策法規研究部門；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中辦及其直屬機構和部委、國務院及其直屬機構和部委等
[4]。
作為研究型圖書館，為重點生產科研和教育單位服務也是我們的重要職能之一。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已能勝任專業性很強的科研課題。如某大學法學博士為撰寫“政府價格管理法律制度”論文，我們有針對性地向他提供外國價格法和價格管理的資料。某法學機構為開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課題研究，我們持續跟蹤用戶研究進展，連續不斷地為其提供資料。從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現狀和成因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所有資料。法學教育機構和科研用戶已成為參考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3.2 法律學科館員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積累，國家圖書館已經擁有一批熟悉館藏法律文獻、精通法律資源檢索，能夠為法律用戶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法律參考館員。例如，有讀者要查找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統一商法典，法律參考館員則能利用專業的LEXIS法律數據庫迅速地找到這個法典。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法律館員能夠比其他館員較為容易地深入到咨詢內容之中。例如，在一件“行政機關糾紛解決的職能”的咨詢中，由于法律參考館員通曉國內外行政機關解決糾紛的主要形式，能夠從備案審查和司法審查的角度出發，為用戶提供“日本憲法81條違憲審查規定”、“180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澳大利亞1989年首都轄區行政上訴裁判所法”等針對性極強的資料。當我們把咨詢結果交給用戶時，他們認為這樣的資料只有法律專業人員才有可能做到。專業用戶的需求催生了專業化的學科館員。國家圖書館在長期為立法和法律用戶服務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加強法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使我們擁有了一批法律專業人才，這些人是建立法律學科館員的重要人才基礎。
3.3 法律文獻
在法律文獻方面，繳送本制度保證了國家圖書館擁有國內出版的各個時期中文法律文獻的完整性；充足的資金保障了國圖可以購買豐富的外文法律文獻、港臺法律文獻和國內外重要法律數據庫。據2006年《國家圖書館法律文獻藏用研究》
[5]課題報告統計，國家圖書館擁有中外文法律類文獻約12萬種。其中以西文文獻、日文文獻、民國時期文獻、地方文獻以及古籍文獻特色突出，無論是收藏的數量還是質量在國內圖書館界都首屈一指。另外我館購買了國內知名的北大法律信息網、北大法意數據庫；國外權威的Lexis、Westlaw International、MOML（現代法律之路）和HeinOnline等網上法律數據庫。國圖豐富的法律資源為法律參考館員提供專業化服務奠定了堅實的文獻保障基礎。
4 建立法律文獻室是建立學科館員和開展法律學科服務的重要舉措
深層次的參考服務是一種基于文獻內容的深入分析和整理，對有用信息進行挖掘和再組織的過程。考慮目前國家圖書館館藏情況、專業咨詢館員學科結構、重點用戶的研究領域等方面的因素，2009年國家圖書館重新恢復了法律文獻室的建置，成為學科館員開展學科化服務的陣地。建立專科文獻室可以使學科館員相對集中、專業文獻相對集中、專業用戶和咨詢課題相對集中，容易形成專業研究力量。
4.1 專業人員集中
國家圖書館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參考館員不少，在沒有法律專業文獻室時，擔任社科咨詢的科室要照顧多學科的需要，只能容納很少幾個法律咨詢人員，這些法律參考館員要承接法律咨詢以外的課題。建立法律文獻室后，可以容納較多的法律學科館員，并使他們能夠專注于法律方面的學科化服務，有利于提高專業化服務的水平。
4.2 專業文獻集中
國家圖書館的文獻通常按載體形式收藏在不同地點。同一收藏地的文獻再按《中圖分類法》分類存放。造成法律工具書、圖書、期刊、報紙、電子出版物等不同載體的資料放在不同的服務區域。按照《中圖分類法》，還有相當一部分法律類文獻分布在非法律類文獻中。如《外國環境保護法規選編》被分在環境科學之中。刊載中央和地方政府發布的政策、法規、條例的百余種公報類刊物分散在D6（政策）和D9（法律）等不同類別中。這樣的分類即使是熟悉《中圖法》的參考館員也難以迅速定位文獻的地址，這給專業研究者的使用造成很大的不便。建立法律文獻室，可以把分散在不同類目的、各種載體的文獻集中在文獻室中，既方便了專業讀者的使用，也大大減輕了學科館員解答咨詢課題的工作量。自2009年9月9日國圖“百年館慶”法律文獻室開館以來，此舉受到不少讀者的好評。他們普遍反映是利用專業法律文獻方便了。
4.3 專業用戶和專業咨詢集中
國家圖書館對外服務的窗口很多，服務人員常需要解答讀者提出的問題，在沒有法律文獻室的情況下，涉及法律專業的咨詢可能會分散到不同的部門。建立法律文獻室后，使用法律文獻的用戶會相對集中到法律文獻室中，法律專業的咨詢也會相對集中到法律學科館員手中。法律文獻室的學科館員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用戶研究，深入了解立法決策部門和法學研究部門等重點用戶的需求，并根據用戶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資源建設。專業用戶的集中，使得學科館員經常和專業用戶溝通和交流，更容易理解專業用戶的文獻需求和利用文獻的行為模式。專業咨詢的集中，使學科館員能夠更加貼近立法和法學領域發展動態，不斷更新知識結構。
5 開展法律學科化服務的建議
建立法律文獻室為開展學科化服務提供了基礎和保障，但我館現有法律學科背景的參考館員長期以來扮演的卻是“萬金油式”的角色，無法專注法律領域的資源和咨詢課題。建立學科館員制度，開展學科化服務應該在法律文獻資源建設、跟蹤長期課題和團隊化服務方面進行努力。
5.1 學科館員參與法律文獻資源建設
專業文獻是圖書館向專業用戶提供學科化服務的基礎。建立法律文獻室不僅可使館藏文獻相對集中，還使開展法律專業文獻的資源建設成為可能。法律資源建設要根據學科體系的規定性，對現有分類體系中分散的與法律學科有關的類目進行整合，根據用戶關注較多的領域編制專題目錄。例如，在一次對立法機關用戶的調研中我們了解到，有45%的用戶在談到立法借鑒時希望我們能夠給他們提供翻譯成中文的外國法律。根據這一需求，為了使館藏外國法律中譯本得到有效利用，我們對其進行了整合，編制了外國法律中譯本篇名數據庫，并在實際運用中受到廣泛歡迎。
在法律文獻采訪中，對外文法律文獻和中文法律灰色文獻采訪常常覺得無從下手，需要法律文獻室專業人員的介入，法律學科館員參與選書是國家圖書館法律文獻資源建設的重要措施。同時現在專業法律網站很多，法律資源也很豐富，法律文獻室有能力也有可能對網絡法律資源進行導航。這些法律專業文獻資源建設工作是開展學科化服務的基礎性工作，應該以法律文獻室為依托持續開展下去。
5.2 深入長期用戶和開展長期課題的跟蹤服務
在參考咨詢中，并不是所有咨詢課題都適合知識服務的特征。相比之下，只有針對那些長期用戶和長期課題才可以開展跟蹤服務，才可以做出有份量的咨詢。因此要鼓勵參考館員深入長期用戶單位，介入專業用戶的咨詢課題，通過與專業人員的交流與溝通，根據用戶研究的不同階段提供不同內容的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增加學科化服務中的個性化和針對性。
多年的咨詢經驗告訴我們，立法決策服務用戶多為長期連續性用戶，這類用戶的需求特點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例如自2000年起，我們就開始接連不斷地接受來自某立法機關的委托，為配合法規條例的制定，先后為《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殯葬管理條例》、《森林防火條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基礎測繪條例》的出臺提供立法背景資料。立法決策長期用戶是法律學科服務的重要用戶群，參考館員與長期用戶易于相互溝通，有機會獲得用戶反饋意見，可以深入了解和掌握用戶信息需求的特點，這正好彌補與高校圖書館學相比國家圖書館開展學科化服務的弱點。
在參考咨詢中，還有許多長期課題。例如，為協助某高級法院編寫地方審判志，我們利用3年時間，查遍館藏中所有涉及該地方的審判制度、審判活動和審判案例史料。在完成此項咨詢課題的過程中，參考館員與審判志編寫組成員不斷溝通和交流，在把握用戶需求的每一個細節之后，有針對性的提供文獻內容。最終，將上百份審判史料匯集起來，編制成65卷冊的審判志資料匯編。通過對用戶長期課題信息需求的記錄和分析，可以幫助參考館員了解和掌握用戶信息需求的特點；對于用戶在特定領域的信息需求進行分析，可以在用戶服務方面得出很多有價值的帶有預見性的結論，有利于提高服務的針對性。實踐證明只有在完成這樣的長期課題過程中，才能使參考館員深入到文獻內容之中，發揮學科館員的特長。
實行法律學科館員制度，與長期用戶保持業務聯系，可以克服國家圖書館沒有固定用戶群的弱點；盯住長期課題，可以使學科館員融入用戶研究過程，了解專業用戶的行為方式，接觸前沿學科研究進展，在咨詢課題中與研究人員有更高層次的交流，對法律文獻方面有更多的話語權。這些是深入開展學科化服務的重要環節。
學科化服務最為強調的就是學科館員深入到用戶的決策或科研活動過程中，為用戶提供針對性更強的信息資源。因此，融入用戶過程的參與式跟蹤服務，使學科館員與用戶能夠真正成為知識利用的合作者。
5.3 團隊化服務模式
知識創新的發展，導致學科劃分越來越細，同時學科交融使得咨詢課題涉及越來越多的跨學科知識。綜合性圖書館的參考咨詢部門，不可能容納各個學科的專家，咨詢館員總會遇到超出自身知識無法回答的問題。如某一專業立法不僅涉及法律知識還會涉及其他學科知識，而這些學科知識已經超出法律學科館員的知識領域，需要有其他學科專業人員的輔助。例如，衛生部為腦死亡立法曾委托我們查找世界各國腦死亡法律，當時具有法律學科專業的參考館員利用館藏和法律數據庫查到了美國、日本等國腦死亡法律，但卻沒有查到英國的腦死亡法。后來，在一位醫學專家的指導下我們得知了英美腦死亡在學科上的不同稱謂。在美國叫“brain death”，而在英國叫“brain stem death”（腦干死亡）。把握了這一線索后我們順利地將英國的相關法律檢索出來。為了使咨詢問題的解答更具有準確性和可靠性，聘請和吸納圖書館內外的資深專家加入到具體咨詢課題之中，是必然的和可行的。
在知識服務模式下，參考咨詢工作已從由單一參考館員服務發展到參考咨詢團隊的服務。這種協作服務能夠充分利用各個參考館員和圖書館的文獻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提供單個參考館員或單個圖書館無法達到的更加優質的參考咨詢服務。因此，團隊化服務是提供高水平學科化服務的重要保證。正如張曉林館長在2009年9月在西寧召開的以知識服務為主題的年會上所說，讓每個人具有所有能力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個團隊里總會有具有某項能力的人做支撐。因此，只要有分工，互相支持，協同作戰即可形成合力。
用戶信息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圖書館也必須因應而變，保持對用戶需求變化的高度敏感，動態適應用戶的變化。而對這樣一種變化，圖書館服務能力和用戶能力需要根本性提升。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學科館員服務及其模式的不斷創新。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