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我赴英國倫敦，在城市大學情報學系進行了為期一年的進修。利用課余時間，我留心考察了一下英國的中國學研究。除了讀一些資料外，還參加了兒次報告會，參觀了幾家中文圖書館，并結識了一些漢學家。中國是中國學的故鄉，做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員，我最急于想知道的是英國中國學界現在在研究什么，他們需要哪些信息資料，我們中國的圖書館界能為他們做些什么。但一年的時間畢竟太短，更何況是業余，做到這點并不容易。因此這一篇有關英國中國學研究的文章只能記錄下一年中考察的結果和感受，還缺少更深一層的研究，但也只能如此了。
一．英國早期漢學研究的緣起
英國的漢學界曾出現過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對于他們的研究成果曾有不少文章作過詳細的介紹，但全面系統地考察英國漢學研究史的著作卻還不多見。
歐洲早期的漢學家中許多是傳教士，在明末就有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等上百名教士來華傳教。但在這長長的早期洋教士的名單中卻沒有一個來自英國，與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相比，英國人到中國來要晚得多。而且最先尋找通往中國之路的英國人，并不是要去中國傳教，而是為了經商。
《明史·和蘭傳》中記載了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長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率領商船隊來中國要求通商的事件。由于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他們不得不在虎門與守軍刀兵相見。
1792年英國派出以馬卡特尼(GeorgeM acartney)為特使的使團訪問中國，受到乾隆皇帝禮貌的接待。他們帶回大量的物品，并留下許多重要的記錄。這次訪問在中英早期交往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但使團訪華的主要目的是打開與中國通商的大門，在這一點上卻沒能如愿以償，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依仗堅船利炮才轟開中國的大門。1854年英國與清政府建交。
英國早期漢學研究，是與這段中英早期交往緊密相關的，它的興起與發展基于這樣幾個基本因素:
1、商業發展的需要:英國商人，特別是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貿易需要中文翻譯，他們希望培養自己的翻譯，這樣可以直接和中國商人做買賣，而不必非要通過清朝政府部門或其他中介。東印度公司一些專攻中文的“中國通”后來成了英國早期的漢學家。
2、外交需要:英國與中國的外文往來，特別是英國與清政府建交后需要通曉中文的外交官，而這些外交官由于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中國文化，能在更深的層次上推動漢學研究。曾翻譯過《三字經》、《千字文》，出版了最早的《中英字典》的吉爾斯(H. A. Giles)教授，就曾在英國駐中國領事館任職，卸任后在劍橋任教，成為英國早期著述頗豐的幾個著名的漢學家之一。
3、文物鑒賞與圖書整理的需要:早在中英正式交往以前，中國的絲綢、瓷器，以及圖書字畫等已通過各種渠道流人英國，因此需要有人對這些文物進行鑒定，對中文圖書進行整理。早在1632年，白金漢公爵( Duke of Backinghan)送給劍橋大學的一批圖書中，就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冊。牛津大學的圖書館甚至在1613年已有17部中文圖書，其中最早收藏的一本書，書末注明收到的日期是1604年。不過在當時，連管理這些書的圖書館員也看不懂這些書的名字，只知道這大概是一些醫書，而英國早期漢學家有不少人編纂圖書館館藏的中文書目。在這些中文藏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文圖書館，成為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
二、中國學組織
英國的中國學研究主要陣地是大學，現在英國設有一中國學系的大學主要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利茲大學、愛丁堡大學、約克大學、達亥瑪大學等9所這些院校的課程設置及任課教師的情況，在英國中國學協會( The Britain As-aociation for C hinese Studies)出版的小冊 <<英國的中國學指南》( A Guide to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中有很詳細的介紹此外，英國還有不少團體，他們的活動有勺地推動著中國學研究的開展。英中文化協會(The Great Britain-China Centre)編印了一本《與中國事務有關的英國機構名錄》，收集了近百個組織機構的信息，有基金公、對華貿易機構、華人社團、留學生組織、中國學協會、中文圖書館員協會等等。而英中文化協會則是其中影響面較大，又比較活躍的一個。
到倫敦后不久，我就與該會取得聯系，按規定繳納了3英磅會費后，我就成為該組織的一個會員了。
英中文化協會成立于1974年。它的前身，英中委員會，在1973年與英國泰晤士報社合作，在皇家藝術學院主辦了名為“中國文化精華”的中國考古發現展覽會。這個展覽會開得很成功，用所得的收益建立了這個英中文化協會和教育信托公司。該協會是一個獨立組織，由執行委員會管理，每年接受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發給的補貼，并接受私人機構的捐贈。
協會總部在倫敦。幾乎每月都要組織一、兩次報告會。參加的人很踴躍。能容納近400人的小會議廳常常是座無虛席。許多人從倫敦以外很遠的地方趕來。講演者多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或本身就是來自中國的學者，池們借助于幻燈、投影儀，使講演生動、形象。每次報告都不長，只有一個多小時。但會場氣氛十分活躍，報告會成功與否，除和講演者的水平、知名度有關，還取決于選題。我在英國的一年中所參加的報告會有:一位社會學教授從中國考察回來后做的關于中國民問宗教風俗的報告;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F·伍德博士做的關于中國古代私人花園的研究報告;《鴻》一書的作者—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紅衛兵所做的關于她家庭的遭遇及她的作品的報告;中國舞蹈家陳愛蓮所做關于中國舞蹈史的報告;一位英國學者關于中國三峽工程問題的報告等等，主題多種多樣，涉及各個領域。這些成功的報告會構成該協會的會員們的主要活動。
該會的會刊，每季度出版一期。每期除刊登幾篇評論性文章或研究性的著作外，還要通報該會的工作情況，報道中國近期的大事、要事。隨會刊一起免費寄到會員手中的還有一份通告，不僅向會員通報本協會下一季度要舉行哪些活動，還預告全英國其他地區、其他組織舉辦的與中國有關的報告會、展覽會、詩歌朗誦會，甚至新上演的中國電影的消息。
協會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對會員免費出借圖書。該館收藏有4000多冊中國學方面的書及10多種期刊，絕大多數是英文，近些年來英國出版的中國學方面的書幾乎全部收齊。然而這個圖書館并沒有買書經費，它的圖書全部來自饋贈。當圖書館員得知有新書出版時，就利用會刊發表啟示，聲明協會圖書館希望有人能向它捐贈某種新書。很多情況下是作者向它捐贈，也有一些個人買了送給協會圖書館。全部藏書目錄都以機讀方式存人計算機。僅有的一位圖書館員還要兼做協會里的許多事務性的工作。
除了英中文化協會外，值得提及的還有英國中國學協會和中文圖書館員協會(China Library Group)。如果說英中文化協會是一個以它的活動吸引著許多與中國事務有關或對中國感興趣的人士，并以此來傳播中國文化的群眾性團體的話，那么中國學協會則是一個學術團體。他的會員們多是一些漢學家，主要是大學里的教職人員。它是歐洲中國學協會的分會，它的會刊每年一期，報道的全是幾個大學中中國學研究課題的進展情況及教學情況。而中文圖書館員協會則完全是一個實干家們的工作組織。它僅有的十幾名成員都是在全國各個中文圖書館第一線工作的館員，工作繁忙異常。我列席過他們的會議，效率極高，一個議題接一個議題，沒有長篇大論，全是非常具體的實際問題，通報各方面的情況，商量對策，協調行動。該組織是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在英國的分會。沒有自己的刊物，每年聚會多次。近一兩年來他們討論最多的議題是中文圖書書目自動化問題。
三、當前英國中國學研究的主要領域
英國早期漢學主要是大學里的中文課程，慢慢地擴展到中國傳統文化。如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等等。由于中國的地位在世界上不斷提高，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情況越來越成為更加吸引人的課題。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寬，人們常用的“漢學”(Sinology)已逐漸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一詞所代替，這不僅是名詞的改變，也是因為“中國學”比“漢學”包含更多的新領域。
為了弄清當前英國的中國學研究主要分布在哪些領域，我進行了一次“英國中國學研究主題分布分析”。資料來源于英國1991年版的《英國目前的研究項目》(Current Research in Britain)一書的社會科學卷和人文科學卷。
這套書中匯集了英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目前的主要研究項目，多數是大學的博士生課題，資料相當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國目前的學術研究方向。我將其中與中國有關的課題抽出，(其中社會科學卷有56個課題，人文卷有25個，共81個課題)進行分類統計，分類方法基本按中圖法的分類原則，從學科領域、時間、地區3個方面分類，統計結果如下:
按學科分類:
社會學:15
政治法律:13
經濟: 19
文化教育：18
語言:1
藝術:7
歷史:8
按時代分類:
當代:50
近現代:8
古代:13
不分代:4
跨年代分析:6
按地區分類:
大陸:48
香港:7
臺灣:2
不分地區:24
這些數據表明，英國大學及研究單位中，中國學的研究課題分布在經濟領域和文教領域占的比重最大，大約各占1/4，其次是社會學和政治法律，而對藝術方面的研究占的比例卻很小。究其原因可歸為兩點:一是研究中國藝術要求更深的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二是這方面的研究不容易得到資助。從年代上看，對當代中國間題的研究占相當大的比例，其中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又是研究的熱點。這與早期英國漢學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重要研究領域相比，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從地區上看，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大陸(盡管香港和臺灣與英國的關系，比大陸與英國的關系要好得多)。
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英國的中國學研究中，需要更多的有關當代中國大陸的文獻資料。那么英國的圖書館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這種需要呢?這個問題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
我曾就此問題問過一位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者。他認為圖書館里的資料對他沒有多大幫助。他到過中國，并一直和國內的一個研究機構保持聯系，他所需要的資料直接通過該單位從國內獲得。還有一些教授，在搞某一課題時，直接把從大陸招來的博士生(有時是訪問學者)派回大陸去搜集資料，然后再回到英國來搞研究。到底有多少教授用這種方式獲得資料就不得而知了。但中國留學生在英國做有關中國的課題時，一定要通過各種渠道到國內來搜集資料，卻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可見，在英國研究中國問題，文獻資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國的中文圖書館的情況，就不能不成為我十分感興趣的問題了。
四、英國的中文圖書館
到英國不久，英國圖書館協會的人士得知我想了解中國學界對中國資料的需求，向我推薦了一份題為“英國華人社會的圖書館需求”的報告。這是香港一位大學教授用所得的一筆資助，花了3個月時間，在英國各地進行考察，采訪了許多華人團體和社區，調查了許多公共圖書館后寫成的。根據這份報告，英國公共圖書館中的中文藏書十分分散。一兩個中文藏書較多的公共圖書館，中文藏書才7000多冊，而其他圖書館中文藏書多則1000-2000冊，少則幾百冊。這些圖書館的主要讀者是社區中的普通居民，其中的華人多數文化層次較低。我到過幾家公共圖書館，所見到的中文藏書中，港臺出版的武俠、言情小說占很大比例，學術著作很少，大陸出版物更是少得可憐。因此，英國公共圖書館的中文藏書與國家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英國的中文圖書主要分布在國家圖書館和一些大學圖書館。所謂中文圖書館就是指這些圖書館的中文部。
英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可能是中文收藏最多的一家。其主要部分收藏在“東方和印度處藏書”(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otion)圖書館的中文部，還有相當部分分散于東方手稿部、報紙部、官方出版物部等處。所以大英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到底有多少很難說清。除了大英圖書館外，其他幾家中文圖書館都是大學圖書館的中文部。最主要的有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利茲大學等。這些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多在10萬冊以上，而且藏書淵源久遠，藏書質量也遠非一般公共圖書館可比。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的圖書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收藏興趣所在，但有關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學術著作也正在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目前，這些圖一書館每年購進的新書中，有80%是來自大陸.
英國的中文圖書館界長期以來一直不同程度地受到資金不足的困擾。自1980年以來，大陸圖書出版業發展很快，中文圖書館需要更多的資金購買中文圖書，需要更多的人手進行管理。這更加劇了這一困境。1992年大英圖書館“文獻提供中心”(Document Supply Centre)決定大規模削減中文期刊的訂數以節省開支。大英圖書館中文部原有4名館員，后來減少到3名，現在只剩2名。其他中文圖書館一般也只有2-3名圖書館員，他們要負責中文圖書的采訪、編目、讀者咨詢服務等等，工作的緊張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造成中文圖書館資金不足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講有兩個方面:一是由于英國經濟一直不景氣，在文化教育上的投資太少無法滿足需要;二是由于中文圖書分散的特點所決定。英國的中文藏書總的來說數量不少，但分散在8, 9個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在這些圖書館中，中文藏書在總的藏書中占的比重很小。如: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書400余萬冊，中文圖書10萬冊，占全部藏書的1/40;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書550余萬冊，中文藏書10萬冊，占總數1/SO。因此，這些圖書館中用于中文部的資金就不可能很多。中文藏書的分散造成資金和人員的分散。因為人手緊張，工作日益繁忙，中文圖書館界開始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投人到中文圖書書目自動化的研究卜，希望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員緊缺這一難題。
英國圖書館界的自動化水平是相當高的。大學圖書館已全部有計算機網絡相聯。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終端上，可以方便地檢索到全國大學圖書館中的圖書。但是由于漢字計算機處理的困難，中文藏書始終未能真正進人大學圖書館計算機網，只有少數大學把羅馬化的中文書目數據與西文書目數據一起存入機讀書目數據庫中。
英國中文圖書館界，在開展中文圖書機讀目錄的研制方面進行了多年的努力。最初的嘗試是中文羅馬化。也就是把中文圖書用羅馬化的拼音方式著錄，輸人計算機。其優點是簡便易行，可以和圖書館的其他西文圖書共用一個數據庫，共用一個計算機系統，便于管理和查詢。.直到現在，不少圖書館的中文圖書都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管理的。問題是羅馬化的中文著錄容易產生歧義，常常不能反映圖書的原貌。如從羅馬化拼音方式的著者名上，往往不知作者的中文名到底是什么。因此，用漢字著錄的中文機讀目錄被公認為更加科學的方式。然而由于漢字計算機處理的困難，使這項工程曠日持久，并充滿艱辛。
早在70年代，劍橋大學曾開展過一項漢字計算機處理的研制項目，設想把中文漢字與日文包括在一個字符集中。在當時，這種想法在全世界還沒有先例。1979年大英圖書館為此提供了一筆為期三年的資助，使這項研究正式開始。然而1980年，該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不幸去世，致使該項研究夭折。但英國中文圖書館界為實現中文圖書書目自動化所做的努力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以往的失敗告訴他們，依靠幾個語言專家和計算機工作人員，以及有限的一點經費是難以攻克計算機漢字處理這樣大的難題的。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對漢字處理研究的發展上。很快，臺灣和大陸的漢字系統相繼問世。北京圖書館自動化部并在1989年12月公布了“中國機讀目錄通訊格式”。這些成果極大地加快了英國及全歐洲的中文書目自動化進程。
1991年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 brarians)在第5期會刊上發表了“中文圖書書目自動化推薦方式”一文。這篇文章主要表述了3層意思:1、中文圖書書目自動化應使用漢字技術，而不是停留在羅馬化階段;2、為了從大陸獲得書目數據，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建議其成員館采用大陸的編碼字符集，國標GB2312-80; 3、統一書目數據結構，以便將來進行資源共享。這一文件反映了歐洲漢學圖書館界在中文書目自動化方面多年來探索的結果。盡管歐洲中文圖書館界目前還沒有一個十分成功的中文機讀書目系統問世，但他們在這方面的思考已經成熟多了。
1992年，歐洲中文圖書館中正在研制的中文機讀目錄系統有3家。德國2家和英國的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部。這3家選用的軟件都是在歐洲比較流行的Allegro-C,但選用的漢字系統卻不相同。英國的牛津大學與德國的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使用臺灣的“依天”漢字系統，而另一家德國大學使用大陸的國標漢字字符集。選用臺灣的漢字而不用大陸漢字的原因似乎很簡單:大陸漢字只有6763個，不夠用，而臺灣的漢字要多得多。另外大陸的漢字技術商品化不夠，無處購買也是一個實際間題。北京圖書館生產的機讀目錄數據對歐洲的中文圖書館界無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也是由于銷售渠道不通，“可望而不可得”，始終不能在歐洲推開。不過歐洲圖書館界對北圖的機讀目錄數據一直抱有希望，他們的系統采用北圖公布的“中國機讀目錄通訊格式”，以便將來有一天，可以直接采用北圖生產的書目數據。另外，牛津大學還搞到了一種漢字編碼轉換的軟件，可以把大陸漢字系統轉成臺灣依天漢字系統的編碼，這樣使用北圖的機讀目錄數據，從技術上講已經沒有很大的障礙了。
1992年9月，歐洲漢學圖書館員協會在法國巴黎召開年會。我有幸列席了這次會議。會上的主要議題就是中文書目自動化。來自英國和德國的3位中文圖書館員分別介紹并演示了他們各自的系統，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特別是英國牛津大學中文圖書館員花了近兩年時間開發研制的系統成為其中之佼佼者。應該說他們的中文書目系統還處于相當初級的階段。但英國中文圖書館員在這一工作中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結論
英國的中國學經過近200年的發展，雖然歷盡艱辛，至今步履維艱，但畢竟還是不斷地成長起來。我想這不能不歸結為中國文化的魅力，她的博大精深，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投身于中國學的研究。當然，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是海外中國學發展的重要動因。
在英國與漢學家和中文圖書館員們友好相處的一年中，不知是出于一種使命感，還是出于對英國的中國學家們的欽佩和同情之心，總覺得我們中國的國家圖書館有責任為海外的中國學界做些實事，提供些實實在在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應該利用各種機會，采用多種方式和他們溝通口過去我們和海外的一些漢學家有些來往和交流，但很少和漢學家組織建立經常的聯系。這樣很難從宏觀上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漢學研究狀況。其次應爭取和國外漢學組織合作開展一些研究課題或開發項目。例如，歐洲中文圖書館界近些年正在致力于建立中文機讀書目系統，如果我們利用大陸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優勢，與歐洲中文圖書館界共同開發適合他們需要的系統，將會是十分受歡迎的，并可有力地促進大陸的中文機讀目錄在世界上的推廣。搞這樣的具體而實用的項目，資金也比較容易獲得。更重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搞一兩個實用項目，有利于促進相互的了解，也有利于改變北京圖書館在海外漢學界的形象，比喊一千遍弘揚中華文明的口號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