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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特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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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與法學所圖書館 所史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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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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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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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讀書》2004年第1期）
2003年7月，我參加整理法學所收藏的清華外文圖書。根據(jù)館長新撰的館史所載，這都是清華大學建校伊始到1952年院校調(diào)整之前的藏書，計有9319冊，接收的時間是1958年或1959年。
我對清華一直有著莫名的敬意。還在中學的時候，我就聽馮友蘭先生講過清華關(guān)于購書經(jīng)費必須占全年經(jīng)費25%的硬性規(guī)定。當時曾為此欽羨不已。我想象，清華的外文書一定也相當之好。果不其然。打捆堆放在圖書館地下室的近萬冊清華舊書，均為硬皮精裝本。即使今天，這也是一流的版本。半個多世紀里無人打理了，但也只是封面及書脊臟了一些，紙張依然完好，字跡也非常清晰，絲毫不影響閱讀。
更讓人佩服的是清華圖書館的采購水平。婚姻家庭法、侵權(quán)行為法、憲法、國際法、法理學等等，法學的各個部門，都有相應的藏書，可說非常完備。而且一個部門法，如憲法，不但包括論述英、法、德、美幾國憲法的著作，其他各國的也有購置，甚至還有一本英國人寫的暹羅（今泰國）憲法的著作。法理學的書籍亦相當完備，奧斯汀《法理學講義》不用說了，龐德先生的大作《法律與道德》（1938年）、《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年），都是第一版。梅因的《古代法》還有兩個版本。在許多憲法書的借書卡上，我多次看到“錢端升”、“錢”的簽名；從簽名上可以看出，錢先生續(xù)借的次數(shù)相當頻繁。在幾本國際法書籍上，我也看到了王鐵崖先生的鉛筆簽名，似乎還是三十年代在清華讀研究生時的筆跡。整理的過程，也成了我閱讀歷史的過程。
但是，這都是1949年之前的印跡，其后就基本無人問津了。在1958年移交法學所之后，這些書也仍舊沒有得到多少利用。我在許多書籍上甚至都沒有找到法學所圖書館的藏書章。而從1992年開始，因為場館所限，這些書被打捆堆放進了地下室。我可能是十多年來的第一個拜訪者。
這樣寶貴的資源在長達半個多世紀里，都被我們擱置一邊白白浪費。1978年之后江平等先生先后主持過外國法學著作的翻譯工作，但似乎未有一種是采自這批館藏。這實在是讓人遺憾和無奈。
但是，在1952年院校調(diào)整到1958年這六年多的時間里，這些書籍置身清華，為什么也沒有借閱的記錄呢？當時國內(nèi)有修憲、外交上有劃定邊界等一系列重要活動，都是和法律有很大關(guān)系的。我查詢了清華圖書館的網(wǎng)站，除了一行簡要的說明“1952年院系調(diào)整起至1958年共向外校調(diào)撥圖書18萬余冊”外，一無所獲。
在無意之間，我翻起同是身藏地下室的一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法律出版社，1957年10月版）。著名國際法學家陳體強先生（1917-1983年）的一段話解釋了我的疑惑：
“關(guān)于書籍，報上已登清華圖書館滿地都是社會科學的書，還不肯借。清華沒理由保存這些書，北京有這種事，這不但說明對科學的不尊重，是本位主義，而且是組織紀律性的問題，請有關(guān)部門考慮什么書應歸誰，使起到書籍應有的作用”（第39頁）。
原來如此！
那么清華法學書籍移交法學所，反倒是比較正確的決定。設(shè)若當年繼續(xù)由清華保存，這批圖書的命運大概也好不到哪兒去吧。眾所周知，清華法學院的重建，已經(jīng)是四十年后——1999年的事情了。
讓我奇怪的是，陳體強先生這一當時遭到嚴重批判的“右派”言論，居然在反“右”之后得到了施行。根據(jù)同一本書的記載，吳家麟先生曾建議“立刻成立法學研究所”（第139頁），錢熙光先生也“贊成趕快成立法學研究所，以適應加強法制的任務”，并“建議成立法學圖書館”（第160頁）。從“立刻”、“趕快”等用詞不難想見當時建議的明快。而這些在反“右”之后，都得到了落實。法學研究所1956年籌建，1958年正式成立，張友漁任第一所長。2003年恰好是法學所也是法學圖書館的45周年紀念。
看來，對“右派”當年所提的意見也并不是完全置之不理。或許，法學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功于“右派”當年的“鳴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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